桓谭（东汉）《新论》卷13辨惑诗解2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道必当传其人得人辄教

桓谭（东汉）《新论》卷13辨惑诗解2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道必当传其人得人辄教

题文诗：

哀帝时有,老人范兰,言年三百.初与人见,

则喜而相,应和再三,骂而逐人.史子心见,

署为丞相,史官架屋,发吏卒及,官奴婢以,

给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

太后不复,利于金也,闻金成可,作延年药,

又甘心焉.乃除为郎,舍北宫中,使者待遇.

余昔尝与,郎冷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

头面垢丑,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

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至道无形,

无形有情,至道真情,情通天人,古今一情.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为仙可学.尝问言人,

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余见庭下,

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之曰:彼树无情,

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朽蠹人虽,

欲爱养何,能使不衰?黄门郎也,程伟好黄,

白术娶妻,得方家女.程伟常从,驾出而无,

时衣甚忧.妻曰请为,致两端缣.缣即无故,

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往视伟.

伟方扇炭,烧筒筒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

相视一事.乃出囊中,药少投之;食顷发之,

已成银也.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

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

夜说诱之,卖田宅供,美实衣服,犹不肯告.

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言:

道必当传,其人得人,道路相遇,辄教之也;

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

道犹不出.伟逼不止,妻发狂裸,而走以泥,

自涂遂卒.吕仲子之,婢死有女,儿年四岁,

葬后数来,抚循之亦,能为儿沐,头浣濯甚,

令人恶之.以告方士,云其家有,青狗为之,

杀之则止;婢遂不来.杨仲文亦,言所知家,

妪死已敛,未葬忽起,饮食后醉,而坐棺前,

祭床上也.如是三四,家益厌苦.后醉形坏,

但得老狗,便打杀之.推问乃里,头沽家狗.

《原文》

哀帝时，有老人范兰，言年三百岁。初与人相见，则喜而相应和；再三，则骂而逐人。史子心见署为丞相史，官架屋，发吏卒及官奴婢以给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复利于金也，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又甘心焉。乃除之为郎，舍之北宫，中使者待遇。余尝与郎冷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头面垢丑，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为神仙可学。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朽蠹；人虽欲爱养，何能使之不衰？’黄门郎程伟，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P。55）甚忧。妻曰：‘请致两端缣。’缣即无故而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筒，筒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少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实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言：‘道必当传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辄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逼之不止，妻乃发狂，裸而走，以泥自涂，遂卒。吕仲子婢死，有女儿年四岁，葬后数来抚循之，亦能为儿沐头浣濯，甚令人恶之。以告方士，云其家青狗为之，杀之则止；婢遂不复来。杨仲文亦言：所知家妪死，已敛未葬，忽起饮食，后醉而坐棺前祭床上。如是三四，家益厌苦。其后醉，形坏，但得老狗，便打杀之。推问，乃里头沽家狗。（P。56）注释：

渠略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就是古时候对蜉蝣的另一种叫法。 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有何也，有见也

《新论·辨惑》释读：论道术传承与方士虚妄之辨

桓谭《新论·辨惑》篇以犀利的实证精神剖解东汉方术盛行时的种种怪象。此段文字通过三组典型案例，层层递进地揭示了"道"的本质与传承真谛，展现了汉代知识阶层对长生术的理性反思。

一、方士诈伪的实证批判
哀帝时期范兰事件堪称方士骗局的典型标本。这位自称三百岁的"仙人"初现时"喜而相应和"，旋即"骂而逐人"，其行为模式已显乖张。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权力系统的共谋：丞相史子心动用官奴婢为其炼金，傅太后从"不复利于金"到闻可作延年药而"甘心焉"，最终竟授以郎官之职。桓谭以冷峻笔法揭示，所谓仙术实为权力与欲望交织的产物。当冷喜指粪食老翁疑为神仙时，桓谭"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的断语，实为对当时以怪异为仙的审美趣味的根本否定。

二、自然主义的道体认知
针对刘歆（子骏）"抑嗜欲、阖耳目"可致不衰的疑问，桓谭以庭前老榆为喻："彼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朽蠹"。这一类比极具说服力，将道家养生理论置于自然法则之下检验。其思维方法上承荀子"天行有常"的自然观，下启王充"物无不死"的元气论，在汉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过渡意义。这种以自然现象反观人体的认知方式，彻底否定了方士鼓吹的肉体不朽说。

三、道术传承的伦理维度
程伟夫妇故事尤具深意。其妻得方家真传而恪守"道必当传其人"的准则，与程伟"卖田宅供美食"的利诱形成强烈对比。当"口是而心非"者强求时，宁可"发狂裸走"也不轻传的极端表现，实隐喻道术传承的精神内核——非关技艺，而在心性。这种认识与《周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传承观一脉相承，而桓谭将之置于方术语境中考察，更凸显其批判现实的意义。

篇末两则犬祟记载看似离题，实为对"形神相离"观念的祛魅。通过"老狗现形"的结局，桓谭暗示诸多神异现象不过是动物精怪作祟。这种将超自然现象归因于具体物质存在的解释方式，体现其"形死神灭"的一贯主张。

通观全篇，桓谭以实证精神解构方士神话，其"道必有形"的命题既否定虚无缥缈的仙道，又强调真道需寓于具体实践。这种既重形体又不拘表象的辩证思维，对理解汉代思想界形神之辨具有重要价值。文中对权力与方术勾结的揭露，至今仍具警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