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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 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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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 發表於 2023-7-26 16:4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汉书〗中记载着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矮小,精明强干,办事灵活敏捷。作为一郡的长官,凡是下属忠诚奉公的,他都像对待家人一样优待亲近他们,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所治理的地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

但是严延年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分地痛恨坏人坏事,所以被他过度惩罚的人很多。他特别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凡是他想诛杀的人,他都亲自写奏折上奏。大家觉得他的狱词写得很有道理,所以上面很快就会核准判定犯人的死罪。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严延年命令把所有各县要杀的犯人都押到郡府上,集中处死,结果一时间血流数里。郡里的人给他起外号叫『屠伯』。伯、仲、叔、季,『伯』是老大的意思,『屠伯』是屠宰的老大。在他管辖的地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的。他母亲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要处决犯人。结果她看到血流了好几里地,非常震惊,于是就住在道旁的亭舍里,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就出城到亭舍里拜见母亲,但母亲却关门不见他,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会,母亲才让他进去。见了面,母亲就斥责说:『你有幸当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严延年听了,赶紧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迎到郡府里去住。

祭祀完毕后,母亲就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深受刑戮。』他的母亲在这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严延年以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很好。他的母亲又说:『我走了,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葬身之地。』严母回到家乡,见到严延年同族兄弟时,又把以上的这些话讲给他们听。结果一年之后,严延年果然出了事。这时,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深明大义的。

中国古人有很多的读书人非常开明,看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以后的结果如何。严延年的母亲也是如此,知道天有好生之德,儿子这样的行刑,没有仁慈之心,是有违上天的好生之德,所以能够预测到儿子的结局不好。这都是因为古人明白天道自然的规律,所以治国理政、生产、生活都要按照自然的常理常法去做。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如子。〖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厚恩而已。』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对待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生病的孩子一样,做到增施恩惠、宽容厚待。哪有父母官对儿女屠戮的道理?如果把百姓,包括那些犯罪的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把能够逮捕多少人、屠戮多少人、给多少人刑罚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而毫无怜悯之心,这与天道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所作所为是否与天道相应,就能够判定出他的兴衰成败和以后的结局。

严延年虽然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对待百姓过于苛刻,百姓不会感恩戴德,反而还会怨声载道。这就是孔子在子羔的故事中所评价的『加严暴则树怨』,这与『仁政』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而子羔却能够做到既公正执法,又心存仁恕。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是很美好的;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会有灾祸。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苛刻。即使是作为执法者,也要宽和、行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从这两个故事的对比中,人们对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原则,以及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都有很重要的启示。

〖群书治要·傅子〗:『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包括法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来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当然非常重要,『法者,治之端也。』但是仅仅有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是不够的,并不能单独起作用,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还必须有良好的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这两者缺一不可。而圣贤君子必须通过圣贤教育才能够培养出来。由此可见,为什么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什么教育必须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因为圣贤君子都是教出来的。

非我族类 發表於 2025-4-30 22:42 | 顯示全部樓層
《论严延年刑政之失与儒家仁政本旨》

太史公尝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观《汉书·酷吏传》严延年事,诚足为千古治政者戒。此案所呈刑名之弊,恰与董仲舒"春秋决狱"之旨相悖,当为吾辈深究。

严氏之政,实得法家"循名责实"之术,然失儒家"哀矜勿喜"之心。《周礼·秋官》载"三宥三赦"之法,孔子亦言"不教而杀谓之虐",而延年冬季行刑"流血数里",此非但违《月令》"孟冬慎刑"之训,更悖《尚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其母斥其"专任刑罚",正指其偏离《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为政之本。

考其症结,在于混淆"明刑弼教"之本义。荀子虽主"性恶",仍强调"化性起伪";《唐律疏议》开篇即言"德礼为政教之本"。严氏"见恶辄深痛之",恰犯《盐铁论》所讥"诛恶而不养生"之忌。其文书虽"傅古义",然如王弼注《老子》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徒具文辞之巧,失却哀矜之实。

严母之智,深合《易传》"积善余庆"之道。《韩诗外传》载田子为相,其母戒以"禄厚而慎不敢取",与此案东海老母"预为葬地"之警,皆秉《列女传》"忧国忘家"之范。班固特书此事,非独录酷吏之过,实彰母仪之明,暗合《孝经》"立身行道"之训——严延年虽得"一郡清静"之效,却失"为民父母"之体。

今观此案,当悟《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深意。朱子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严氏之失,正在德性修养未臻此境。故《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政者若不能以仁心行仁政,纵使"令行禁止",终难免《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讥。

昔程明道治县,狱空不恃刑威;包孝肃断案,尚存"恻隐之心"。治民之道,当如《中庸》所谓"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严延年事,足为后世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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