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8壹言詩解3因世度俗聖治適情

【商君書】卷8壹言詩解3因世度俗聖治適情  

題文詩：

民之不治,君道卑也;法之不明,君長亂也.

故明君者,其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

垂法而治,得奸於上,而官無邪;賞罰斷而,

器用有度,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得尊,

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

非樂為亂,安其故而,不窺於時.是上法古,

而得其塞,下修循令,而不時移,而其不明,

世俗之變,不察民情,故主多賞,反以致刑,

而其輕刑,反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

獎賞用匱,而奸益多.民之於上,先刑後賞.

聖人為國,其不法古,不修循今,適情因世,

而為之治,順風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

民情而立,則法不成;宜時而行,治不干俗.

聖王之治,慎為察務,歸心於壹.有摶有殺,

能農能戰.聖治真情,真情不變,真法常變,

變以適情,非古非今,賞罰適時,因時制宜.

【原文】3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於上，而官無不（邪）；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窺於時也。

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奸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譯文】3
     民眾沒有治理好，這是因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國家的法規不能嚴明執行，那是因為國君助長了動亂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鬆統治措施，不能助長動亂因素；國君掌握大權，主持朝政，根據法律治理國家，在朝堂上捕獲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沒有邪僻的行為；獎賞、刑罰決斷得有憑據，做出的各種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規矩。如果這樣，那麼國家的制度清楚而民眾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設置的爵位尊貴，而各類人物也能被任用。

    現在列國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眾，卻滋長了產生動亂的因素。並不是他們樂意讓民眾亂，這是因為他們固守過去的陳規舊習而沒有弄清楚當前的形勢。這樣的話，他們對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東西卻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現狀卻趕不上時代的發展，不明白社會風俗在變化，不了解治理民眾的情況，因此濫用獎賞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罰，減少刑罰又使獎賞沒有效用。君主設立了刑罰可民眾不服從，獎賞的財務用盡了邪惡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眾對於國君，都是先接受刑罰的約束而後受到獎賞。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現狀，根據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來制度適應的政策，考察社會風俗來制定法令。假如對法度的確立不考察民眾的具體情況設立它，就不會成功；對政策確立能適應當時形勢要求使用它，就不會相牴觸。所以英明稱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國家，一定慎重去做，認真考察情況，將思想集中在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上。

【商君書·壹言】治國要義疏解

【商君書·壹言】此章所論，實為法家治國理政之精要。其文曰："民之不治，君道卑也；法之不明，君長亂也。"此二語直指治國根本，今試為疏解。

一、君道與治亂之樞機
"君道卑"者，非謂君主地位卑微，乃指治國之道失其剛健中正之體。法家主張"秉權而立，垂法而治"，君主當執權柄以立威，懸法度以示民。若法不明、令不行，則奸宄生而國本搖。管子云："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正與此章相發明。商君特重"得奸於上，而官無邪"，蓋謂整飭吏治當自上始，此即韓非"刑過不避大臣"之說所本。

二、法度與民力之關係
"賞罰斷而器用有度"二句，揭示法家核心治國邏輯。賞罰乃驅動民力之樞機，【韓非子·二柄】專論此道。商君更強調"度"的概念，【墾令】篇言"度數已立"，與此處"器用有度"呼應。所謂"國制明而民力竭"，實為"利出一孔"理論的具體化——通過明確制度使民力定向發揮，此即【算地】篇"利出於地則民盡力"的深層意涵。

三、因世度俗的變法智慧
此章雖未明言"變法"，然"不道卑，不長亂"已蘊含因時制宜之義。商君變法之要，正在審度秦俗而制新法，【更法】篇"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可為此章註腳。其"聖治適情"思想，非道家自然無為之意，而是主張法制須契合時代需求，此點與【開塞】篇"世事變而行道異"的史觀一脈相承。

要而論之，此章雖簡，實包舉法家治國三要：君主操術、嚴明法制、因時變法。其文字峻切，理路嚴整，體現了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核心理念。後世謂商君刻薄少恩，然細繹此章，其"垂法而治"的主張，實為建立客觀治理秩序的深刻思考，對當代制度建構猶具啟示意義。

【商君書·壹言】治國要義疏解

【商君書·壹言】篇所論治國之道，誠為法家思想之精髓。今就"因世度俗，聖治適情"之旨，略陳管見。

一、君道卑則民不治
"民之不治，君道卑也"一語，道出治國根本。君道者，非謂君王個人威儀，實指國家制度之權威。商君強調"秉權而立，垂法而治"，其要義在於確立法制之絕對性。管子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正與此相發明。君道卑弱，則法度不明；法度不明，則民無所措手足。故明君治國，必先立威儀、明賞罰，使"官無邪"而"民力竭"。

二、因世度俗的變法智慧
"因世度俗"四字，實含深刻的歷史辯證法。太史公言："法後王"者，非泥古不化之謂。商君治秦，廢井田、開阡陌，正是度俗而變的典範。其"不法古，不修今"的主張，彰顯法家"世異則事異"的變革精神。然其"度俗"非隨波逐流，而是"察民性，明世務"，在變與不變之間把握治國樞機。

三、聖治適情的制度設計
"賞罰斷而器用有度"八字，道出制度設計精要。韓非子謂："聖人之治，審於法禁。"商君之"適情"，非姑息遷就，乃指法制須合於人性實情。其"利出一孔"政策，正是基於"民之欲利"的本性；而"刑重者民不敢犯"，則是對人性趨利避害的深刻把握。這種"因人情而製法"的思想，與【尚書】"刑期於無刑"之旨遙相呼應。

四、垂法而治的現代啟示
今觀商君之論，其"國制明而民力竭"的治理目標，實含制度理性化的先聲。所謂"得奸於上"，強調製度對權力的約束，此即韓非"刑過不避大臣"之謂。在現代語境中，恰與法治精神相通。然其偏重刑賞二柄，忽視道德教化，此其局限所在。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可為此篇補益。

結語：
【壹言】篇揭示的治國智慧，核心在"因時立制，循理而行"。其強調製度權威、注重實效理性的思想，至今猶有鏡鑒價值。然讀法家書，當與儒家"仁政"思想參酌並觀，方得治國大道之全。明乎此，則商君"垂法而治"的精義，庶幾可得而用矣。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