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6算地詩解4刑以禁邪論榮舉功

【商君書】卷6算地詩解4刑以禁邪論榮舉功

題文詩：

民之常情: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

明君慎觀,國治可立,民能可得.入使屬農,

出使壹戰,聖人之治,多禁止能,任力窮詐.

兩者遍用,境內民壹,壹農民朴,安居惡出.

聖人為國,民資藏地,偏托危外.藏地則朴,

托外則惑.民入則朴,民出則惑,農勉戰戢.

農勉資重,戰戢鄰危.聖人觀俗,立法則治,

察國之情,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

法立民亂,事劇功寡.此所謂過.刑以禁邪,

賞以助禁.羞辱勞苦,民之所惡;顯榮佚樂,

民之所務.不惡國刑,不務爵祿,亡國之兆.

刑人復漏,小民辟淫,而不苦刑,徼幸於上.

顯榮之門,求之不一,君子官吏,事勢成名.

民不避禁,故其刑煩.吏不設令,則罰亂行.

刑煩罰行,國則多奸,富不守財,貧不事業,

田荒國貧.田荒詐生,國貧匱賞.聖人為治,

刑人無位,戮人無官.刑人有列,吏下其位,

則羞有功;衣錦食肉,民冀其利,夸伐其奸.

刑戮止奸;官爵勸功.立爵民羞,設刑民樂,

法術之患.君主操權,一正立術,立官貴爵,

論榮舉功,上下稱平.臣得盡力,主得專柄.

【原文】4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朴；朴，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朴，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朴，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　　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幸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奸，則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　　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　　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譯文】4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麼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制定禁令，用來限制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麼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里，而很少去託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里就會淳樸，託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盡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着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制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麼國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刑罰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
      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麼百姓就邪僻遊蕩，不以刑罰為苦，對於君上存着僥倖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於一個門路，那麼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騙。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着錦衣，吃着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

     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制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設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勳。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

【商君書·算地】篇"刑以禁邪論榮舉功"章義疏

【商君書】卷六【算地】篇此章，實為法家"刑賞二柄"理論之精要表述。其文雖簡，然內涵深峻，今試為剖判。

一、民情三質與治國之基
"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十二字，實為法家對人性的根本判斷。此與【管子·形勢解】"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相發明，較之儒家"性善"說更顯冷峻。商君所謂"明君慎觀"，正是要君主洞悉此趨利本性，進而確立"國治可立"的法制基礎。此種對人性的現實認知，恰為法家"以刑去刑"理論之邏輯起點。

二、農戰體系中的民力統合
"入使屬農，出使壹戰"八字，勾勒出商君設計的國家治理模型。其要義在【墾令】【戰法】諸篇皆有詳述，此處以"聖人之治"冠之，實將農戰政策提升至道術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多禁止能，任力窮詐"的辯證思維：前者指通過禁令約束智能之士（如【墾令】之"廢逆旅"以禁遊宦），後者謂驅民於耕戰之實務。二者看似矛盾，實為"利出一孔"政策之一體兩面。

三、刑賞並用的治理邏輯
"兩者遍用，境內民壹"為全章樞要。所謂"兩者"，前文雖未明言，然據【修權】篇"刑者所以禁邪也，賞者所以勸功也"可知，當指刑賞二柄。商君之"壹民"，非儒家教化之果，而是通過"劫以刑""驅以賞"（【慎法】語）實現的強制統合。此種治理術在【算地】前文"利出於地""名出於戰"的論述中已見端倪。

要而論之，此章體現了典型的法家治理思維：以人性趨利為前提，以刑賞為手段，以農戰為目的，最終達成"民壹於君"的絕對秩序。其說雖刻薄少恩，然於戰國爭雄之世，確為富國強兵之要術。後世王安石"制俗以刑，驅民以利"之論，實與此暗合。惟讀者當知，此乃非常時期的非常之道，非百世不易之常經也。

【商君書·算地】刑賞論析：法家治道中的禁邪舉功思想

【商君書·算地】篇所載"刑以禁邪，論榮舉功"之論，實為法家政治哲學中刑賞二柄的經典表述。本文試從三個層面剖析其精義：

一、人性本利與治術建構
"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十二字，深刻揭示法家對人性的認知基礎。商君將"民之常情"歸結為趨利避害的計量理性，此與【管子】"見利莫能勿就"之說相呼應。明君"慎觀"之要，在於把握此人性規律，通過制度設計將個體利益導向國家目標。這種"因人情而治"的思想，迥異於儒家德性預設，展現出鮮明的功利主義特徵。

二、農戰體系中的刑賞機制
"入使屬農，出使壹戰"構成商鞅變法的核心制度。其精妙處在於：以"禁止能"（限制非農戰才能）確保社會資源定向集聚，以"任力窮詐"（依軍功授爵）激發戰力。刑賞作為"壹民"手段，使民眾"利出於一孔"（【靳令】），形成國家與個人的利益同構。這種"作壹而得官爵"（【農戰】）的激勵機制，實為早期軍功爵制的理論雛形。

三、刑德相成的治理邏輯
"兩者遍用"之"兩"，當指刑賞二柄。商君強調"刑者所以禁邪也，賞者所以勸功也"（【算地】），二者如車之兩輪：刑罰重在建立行為邊界，榮譽激勵（論榮）則導向價值認同。這種剛柔並濟的治理術，既不同於儒家"道之以德"的溫和主張，也有別於後世酷吏的嚴刑峻法，體現出法家"以刑去刑"（【畫策】）的辯證思維。

要言之，此段文本集中展現了法家"緣法而治"的精髓：通過精確計算人性反應，構建制度化的激勵約束體系，最終實現"境內民壹"的治理目標。其思想雖距今兩千餘載，然其中蘊含的制度理性與人行為調控智慧，仍值得當代治國者深思。惟需注意者，法家學說長於術而短於道，需以仁政為本，方不致淪為刻薄寡恩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