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6算地詩解2利出於地名出於戰

【商君書】卷6算地詩解2利出於地名出於戰

題文詩：民之天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

辱則求榮,此民之情.民之求利,失禮之法;

民之求名,失性之常.奚論其然?盜賊上犯,

君上所禁,而其下失,臣民之禮,名辱身危,

猶不止者,利之所致.上世之士,衣不煖膚,

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

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之所致.

名利所湊,則民道之.操名利柄,能致功名,

主之數也.聖人審權,以操其柄,審數使民.

數者國要,臣主之術.國失數危,臣失術亂.

今世主欲,闢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事,

而不立術,故國則有,不服之民,君主則有,

不令之臣.聖人為國,入令屬農,出令計戰.

農民所苦;戰民所危.犯其所苦,行其所危,

君主之計.民生計利,死則慮名.名利所出,

不可不審.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

則民致死.入使盡力,則草不荒;出使致死,

則勝其敵.勝而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

【原文】2

　　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闢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故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譯文】2

人天生的本性，餓了就要尋找食物，勞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歡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個人私利時，就會違背禮制的規定；追求名譽時就會喪失人性的特徵。根據什麼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向上違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丟失了臣子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受到恥辱而生命有危險，他們仍然不想停止，這是因為利益關係。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溫暖皮膚，吃的不能填飽胃腸，為的是磨練自己的意志，辛勞自己的四肢，從傷害自己的五臟，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這不是人性的普遍規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名利。所以說名和利聚集到一塊，那麼民眾就會順從它。

君主掌握着給民眾名和利的大權，而能獲得功績和名聲的根本是依靠統治方法。聖明的君主弄清權力的情況而掌權，弄明白統治方略再役使民眾。統治方法，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以，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喪失了統治政策卻不危險，君主沒有統治方法而國家不混亂的情況從嚴也沒有過。現在君主想要開闢土地，統治民眾卻不明白統治政策，想讓大臣各盡職盡責而不確立治國方法，所以國家有不服從的民眾，君主有不聽命的大臣。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在國內讓民眾來隸屬於農業，對外讓民眾考慮對敵作戰。從事農耕，是民眾認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眾認為最危險的事。民眾做自己信為痛苦的事，干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是出於一種打算。所以民眾活着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死就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望。對民眾所追求的名和利的來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來源是土地，那麼民眾就會竭力耕地；名譽來源於對外作戰，那麼民眾就會拼死打仗。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那麼荒地就不會荒蕪；對外讓民眾拼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能戰勝敵國而荒地又不荒蕪，富強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商君書·算地】篇詮解：功利本原與名實之辨

【商君書·算地】第二章以犀利的法家視角剖解人性本質，其"利出於地，名出於戰"的論斷，實為商鞅農戰思想的核心要義。本文試從三個維度闡釋其深層理路：

一、人性本真與制度規制
文中"飢而求食，勞而求佚"的論述，直指【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物質決定論。商君將人性需求分為生理（食、佚）與心理（樂、榮）兩個層面，較之儒家"性善論"更具現實洞察。其特別指出"求利失禮法，求名失性常"，揭示放任人性自然發展的社會危機，這與【韓非子·五蠹】"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的論斷互為表里。商鞅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劫以刑"、"驅以賞"的剛性制度重構人性走向。

二、名實相生的辯證邏輯
"名出於戰"的命題包含雙重意蘊：其一，社會聲譽必須通過軍功等實際貢獻獲得，此即【墨子·經上】"名實耦"說的法家演繹；其二，國家威名需依賴戰爭實力支撐，暗合【司馬法】"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辯證思維。商君將"名辱身危"的個人命運與"上禁下失"的統治秩序相聯繫，構建起個人功利與國家強盛的傳導鏈條。

三、農戰體系的現代啟示
當代學者常詬病商鞅的極端功利主義，但需注意其"利出於地"的深層智慧。在農業文明時代，土地不僅是經濟資源，更是政治組織的基礎單元。商鞅通過"算地"實現資源與人口的精確匹配，這種量化管理思維在【睡虎地秦簡】的田律中得到實證。其將軍事榮譽（名）與土地開發（利）綁定的制度設計，實為早期國家資源動員的典範。

要之，本章展現了法家思想中現實理性與制度建構的深刻統一。其對人性的冷峻剖析，對名實關係的務實處理，至今仍為組織管理提供重要參照。然需警惕將"刑賞"絕對化的傾向，此當為讀【商君書】者不可不察之處。

【商君書·算地】篇"利出於地，名出於戰"義疏

【商君書·算地】此章抉發人性本真，實為法家刑名之學樞要。其文曰："民之天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四者乃揭櫫人性自然之趨避，與【管子·牧民】"倉廩實而知禮節"之說相表里，皆以物質需求為禮法建構之基礎。

細繹經義，其理有三：
一曰"利出於地"乃治本之要。商君以"民之求利，失禮之法"為警策，非謂逐利可廢，實言利導之道。上古井田制"制土分民"之遺意，正在使民力著於地而利有所出。故【墾令】篇云："民不逃粟，野無荒草"，此正"利出於地"之具體實踐。

二曰"名出於戰"為強國之徑。所謂"民之求名，失性之常"，非斥名爵之虛，乃謂須以軍功正名器。觀【境內】篇"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之制，可知"名出於戰"非虛語。商君變法，實將榮辱繫於耕戰，使"名"成為制度性激勵。

三曰禮法乃治亂之衡。"盜賊上犯君上之禁"者，非人性本惡，實因"失禮之法"則利無所導，"失性之常"則名無所歸。商君之深刻，在於洞見人性需求必須制度性疏導，【開塞】篇"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正此之謂。

要而論之，此章精義在以制度轉化人性：將自然之"求利"導向耕稼，使本能之"求名"歸於戰功。後世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之說，實暗合此理。然商君學說之峻急，在於過信制度規訓之力，而輕忽禮樂教化之功，此其與儒家根本分野處。讀【商君書】者，當於其制度設計中見人性洞察，亦當於其刑名之術中察思想局限，斯為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