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2法禮常變因情制宜

【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2法禮常變因情制宜

題文詩：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學者,

安於故習,溺於所聞.兩者所以,居官守法,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而王,禮各不同;

五伯而霸,法各不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拘禮之人,不足言事;

製法之人,不足論變.杜摯諫曰:其利不百,

不變其法;其功不十,不易其器.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教異,

何古之法?帝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

當時立法,因事制禮.禮法也者,以時而定;

制令也者,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故曰治世,不必一道,便利其國,不必法古.

湯武之王,不脩古興;殷夏之滅,不易禮亡.

然反古者,未必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是.

真法法情,真情不變,世易時移,真法常變,

變以適情.孝公曰善,窮巷多怪,曲學多辯,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

拘世以議,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之令.
　　

【原文】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布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商君書·更法】義疏：論法禮因革與治道權變

【商君書·更法】篇載公孫鞅與甘龍、杜摯之辯，實為戰國變法思想之精髓。今觀所引文段，其要義可析為三端：法禮因時、智者創製、俗拘常情，三者環環相扣，足見法家變革哲學之深刻。

一、法禮無常：三代異質而王
商君謂"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直指禮法制度本無恆常。【禮記】雖言"禮時為大"，然儒家多執"從周"之教；法家則徹底撕破此層溫情，斷言"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夏商周之禮制，或尚忠、尚質、尚文，其內核實為因勢立制。如井田之廢、郡縣之興，皆非古法所能囿。此論與【韓非子·五蠹】"世界則事異"之說遙相呼應，揭示制度本質乃時代情境的具象化。

二、創製與拘守：智愚之辨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八字，實為法家政治認識論之總綱。所謂"智者"，非謂權謀之士，而是能洞察"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商君書·錯法】）的本質，進而構建賞罰二柄之制度者。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燔詩書明法令"，皆為此智之實踐。反觀"愚者"，非智力低下，而是如甘龍輩"知不變之謂智"，將路徑依賴誤作政治智慧。法家在此與道家形成有趣對照：【老子】云"智者不敢為"，而法家之智恰在"敢為天下先"。

三、俗情之困：安故溺聞的治理困境
"安於故習，溺於所聞"之批判，直指官僚體系之惰性。漢代桓寬【鹽鐵論】載大夫言"俗儒不知變"，與此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並非全盤否定傳統，而是指出制度效能隨人情流變而遞減。如"刑棄灰於道"在殷周或可止奸，至戰國則成苛政。此即【更法】篇"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的深層邏輯——制度必須完成從"習俗性存在"向"工具性存在"的轉化。

結語：變與常的辯證
細繹【更法】全篇，商君實建構起"變即常"的辯證思維：制度之"常"不在具體條文，而在因情制宜的變革機制本身。後世王安石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正是此理。然法家之失，在過於強調"世異則備變"的工具理性，而忽視制度需有超越時代的價值內核。讀【商君書】者，當於此辯證處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