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2法礼常变因情制宜

【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2法礼常变因情制宜

题文诗：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学者,

安于故习,溺于所闻.两者所以,居官守法,

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三代而王,礼各不同;

五伯而霸,法各不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不肖者拘.拘礼之人,不足言事;

制法之人,不足论变.杜挚谏曰:其利不百,

不变其法;其功不十,不易其器.法古无过,

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教异,

何古之法?帝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

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

当时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也者,以时而定;

制令也者,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故曰治世,不必一道,便利其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不脩古兴;殷夏之灭,不易礼亡.

然反古者,未必可非;而循礼者,未足多是.

真法法情,真情不变,世易时移,真法常变,

变以适情.孝公曰善,穷巷多怪,曲学多辩,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之令.
　　

【原文】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更法》义疏：论法礼因革与治道权变

《商君书·更法》篇载公孙鞅与甘龙、杜挚之辩，实为战国变法思想之精髓。今观所引文段，其要义可析为三端：法礼因时、智者创制、俗拘常情，三者环环相扣，足见法家变革哲学之深刻。

一、法礼无常：三代异质而王
商君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直指礼法制度本无恒常。《礼记》虽言"礼时为大"，然儒家多执"从周"之教；法家则彻底撕破此层温情，断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夏商周之礼制，或尚忠、尚质、尚文，其内核实为因势立制。如井田之废、郡县之兴，皆非古法所能囿。此论与《韩非子·五蠹》"世界则事异"之说遥相呼应，揭示制度本质乃时代情境的具象化。

二、创制与拘守：智愚之辨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八字，实为法家政治认识论之总纲。所谓"智者"，非谓权谋之士，而是能洞察"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商君书·错法》）的本质，进而构建赏罚二柄之制度者。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燔诗书明法令"，皆为此智之实践。反观"愚者"，非智力低下，而是如甘龙辈"知不变之谓智"，将路径依赖误作政治智慧。法家在此与道家形成有趣对照：《老子》云"智者不敢为"，而法家之智恰在"敢为天下先"。

三、俗情之困：安故溺闻的治理困境
"安于故习，溺于所闻"之批判，直指官僚体系之惰性。汉代桓宽《盐铁论》载大夫言"俗儒不知变"，与此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商君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指出制度效能随人情流变而递减。如"刑弃灰于道"在殷周或可止奸，至战国则成苛政。此即《更法》篇"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深层逻辑——制度必须完成从"习俗性存在"向"工具性存在"的转化。

结语：变与常的辩证
细绎《更法》全篇，商君实建构起"变即常"的辩证思维：制度之"常"不在具体条文，而在因情制宜的变革机制本身。后世王安石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正是此理。然法家之失，在过于强调"世异则备变"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制度需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内核。读《商君书》者，当于此辩证处深思。

《商君书·更法》义疏：法礼因时与变通之道

《商君书·更法》一章，乃战国法家之要义，公孙鞅（商鞅）与保守派论辩变法之核心篇章。其文以“法礼常变，因情制宜”为纲，直指治国之道须与时俱进，不可拘泥古制。今试析其理，以明变通之旨。

一、破世俗之窠臼，立变法之根基
商鞅斥甘龙、杜挚之言为“世俗之论”，谓其“安于故习，溺于所闻”。此二者之弊，在于以旧制为不可易，以陈规为不可革，实为“居官守法”之庸吏，非可与之论“法之外”的创制。此论直指保守派之症结：固守既有秩序，而忽视时势之变。商鞅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为据，揭示历史演进之规律——圣王贤霸皆因时立法，未闻执一法而永治。

二、法礼无常，智者制变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一语，尤为精警。法之本质，非僵化条文，而是“因情制宜”的治理工具。夏、商、周三代礼制各异，齐桓、晋文霸业之法不同，皆因时势、民情、地宜而变。商鞅强调，真正的智慧在于审时度势而立法，愚者则徒知墨守成规，终致国力衰颓。此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理暗合，亦为法家“世异则事异”思想之体现。

三、因情制宜的实践逻辑
“因情制宜”非空言，实为变法之方法论。商鞅于秦废井田、开阡陌，正是基于秦国地广人稀、贵族壅蔽之情，以“利出一孔”激励耕战。其法虽严，然契合秦民好功务实之性，故能收富国强兵之效。此即“法无高下，适于时用”的实践智慧。

结语：变通之道与当代启示
《更法》之论，非独为战国而发。其核心在于揭示制度须随世情而革，治理当因民性而调。今人读之，可悟“守常”与“求变”之辩证：传统需尊重，然不可奉为教条；变革当谨慎，然不可畏葸不前。商鞅之锐意，虽有其历史局限，然其“法与时转”的思想，仍为治国理政之圭臬。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商君书》原文义理展开，结合法家思想体系，以“破立结合”之结构阐发变法的必然性与方法论，力求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

《商君书·更法》变法思想刍议

《商君书·更法》篇所载公孙鞅与甘龙、杜挚之辩，实为华夏政治思想史上"常变之辨"的经典案例。公孙鞅"法礼常变，因情制宜"之论，非徒变法理论之张本，更蕴深刻治国智慧，今试析其要义三端：

一、历史维度之"时变观"
三代礼制各异，五霸法令不同，此非圣贤相悖，实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商君书·更法》）的实践体现。公孙鞅揭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的历史真相，其要旨在于破除"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教条思维。太史公言"三代之礼殊制"，正与此论相发明。

二、认识论之"因情说"
"安于故习，溺于所闻"者，实为"居官守法"之常态，然非"论于法之外"的治国境界。商君强调"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其思想内核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相通。王安石解此谓："变者，天道也"，正是对商鞅"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深刻诠释。

三、实践理性之"创制论"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的论断，凸显法家"制法权"思想。此非谓愚民政策，实强调立法者须具"观时俗之变"的洞察力。钱穆先生曾指出："商君变法精神，要在不墨守成规而能因时为制。"《汉书·艺文志》称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正见此中精义。

今观《更法》之旨，其超越性在于：既突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又非简单否定传统。商君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实为动态平衡的治国智慧。昔欧阳修言"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可谓得商君真传。明此理者，方能理解中国政治传统中"守经"与"达权"的辩证关系。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