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文韬5明传》诗解至道知止知起至情

《六韬·文韬5明传》诗解至道知止知起至情

题文诗：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侧,文王问曰:

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

至道之言,明传子孙.太公问曰:王何所问?

文王问曰:先圣之道,其所以止,其所以起,

可得闻乎?太公答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凡此三者,道之所止.柔和而静,

恭谦而敬,强而守弱,忍而实刚,凡此四者,

道之所起.故义胜欲,则昌而盛,情真义深;

欲胜义则,败而自亡,亡不得已;敬胜怠则,

吉而自祥,至吉情正,怠胜敬则,国灭家丧,

不得不灭.至道至情,至情真情,真情至正,

气正神清,真情之窟,能知所止,止于至善,

知微见著,自知自止,知止后静,静而后定,

定而后安,安而不疑,善始善终,始终真情.

原文

　　文王寝疾①，召太公望，太子发②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③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④则吉，怠胜敬则灭。”

　　注释

　　①寝疾：卧病。

　　②发：文王次子，名发。文王死后，继位为君，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武王。

　　③胜：超过，压倒。

　　④敬：不怠惰。怠：懈怠。

译文：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当时太子姬发也在床边。文王说：“唉！上天将要结束我的寿命了，周国的社稷大事就要托付给您了。现在我想听您讲讲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

　　太公问：“您要知道些什么呢？”

　　文王说：“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应该废弃的是什么，应该推行的又是哪些，您能够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回答道：“见到善事却懈怠不做，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知道错误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就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废止的，柔和而清静，谦恭而敬谨，强大而自居弱小，隐忍而实刚强，这四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推行的。所以，正义胜过私欲，国家就能昌盛；私欲胜过正义，国家就会衰亡；敬谨胜过懈怠，国家就能吉祥；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就会灭亡。”

《六韬·文韬·明传》阐微：至道兴废与圣王心传

《六韬·文韬·明传》篇载文王寝疾之际召太公、太子发而问至道兴废之要，实为周室王业心法之关键。此段对话虽简，却深蕴治国安邦之精义，其核心在于“知止知起”四字，即明辨道术存续之机，体察人情治乱之本。

一、 圣王心传：道术兴废之枢机
文王所问“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非仅求知历史兴衰之迹，实欲探求天道人伦运行之规律。太公答以“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三弊，直指道术衰微之根由：
1. “见善而怠”：见正道而不能笃行，如商纣弃箕子、比干之谏，终致民心离散。
2. “时至而疑”：遇变革之机而犹豫不决，如夏桀失汤武崛起之机，坐视天命转移。
3. “知非而处”：明知其非而苟安不退，如周厉王弭谤而终酿流彘之祸。

此三者，皆因背离“至情”——即顺应人心、洞察时势之诚明。圣王之道，必以“知止”（察衰乱之兆）与“知起”（握复兴之机）为纲，方能“明传子孙”。

二、 至情与至道：天人相感的实践
太公之言，实承《尚书》“民惟邦本”之旨。所谓“至情”，非私欲之情，而是“通天下之志”的圣王情怀：
“止”于民怨未形时：如文王修德以解羑里之厄，以柔克刚。
“起”于天命将归际：如武王观兵孟津而待“八百诸侯不谋同辞”，顺势而动。

此中深意，与《周易》“知几其神”相通，强调统治者须以虚静之心体察微兆，以刚决之行应时成务。

三、 当代启示：道术的现代性转化
《明传》篇之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智慧，更在于其对领导力的永恒启示：
1. “见善不怠”：政策合于民利则须力行，忌空谈而废实政。
2. “时至不疑”：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当如张居正“一条鞭法”之果断。
3. “知非速改”：如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为戒，纳谏如流以纠偏。

文王临终之问，实为“忧患意识”之典范。太公所答，非仅谋略之术，更是“以道御术”的哲学——唯有心怀至情（民本）、明察至道（规律），方能成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伟业。

结语
《明传》一篇，以简驭繁，将治国大道凝练于“止起”之辨。后世读之，当思“道术”非玄远之谈，而在日用常行间：知民心之所向，察时势之所趋，此即“明传”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