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文韬5明传》诗解至道知止知起至情

《六韬·文韬5明传》诗解至道知止知起至情

题文诗：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侧,文王问曰:

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

至道之言,明传子孙.太公问曰:王何所问?

文王问曰:先圣之道,其所以止,其所以起,

可得闻乎?太公答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凡此三者,道之所止.柔和而静,

恭谦而敬,强而守弱,忍而实刚,凡此四者,

道之所起.故义胜欲,则昌而盛,情真义深;

欲胜义则,败而自亡,亡不得已;敬胜怠则,

吉而自祥,至吉情正,怠胜敬则,国灭家丧,

不得不灭.至道至情,至情真情,真情至正,

气正神清,真情之窟,能知所止,止于至善,

知微见著,自知自止,知止后静,静而后定,

定而后安,安而不疑,善始善终,始终真情.

原文

　　文王寝疾①，召太公望，太子发②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③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④则吉，怠胜敬则灭。”

　　注释

　　①寝疾：卧病。

　　②发：文王次子，名发。文王死后，继位为君，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武王。

　　③胜：超过，压倒。

　　④敬：不怠惰。怠：懈怠。

译文：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当时太子姬发也在床边。文王说：“唉！上天将要结束我的寿命了，周国的社稷大事就要托付给您了。现在我想听您讲讲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

　　太公问：“您要知道些什么呢？”

　　文王说：“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应该废弃的是什么，应该推行的又是哪些，您能够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回答道：“见到善事却懈怠不做，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知道错误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就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废止的，柔和而清静，谦恭而敬谨，强大而自居弱小，隐忍而实刚强，这四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应推行的。所以，正义胜过私欲，国家就能昌盛；私欲胜过正义，国家就会衰亡；敬谨胜过懈怠，国家就能吉祥；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就会灭亡。”

《六韬·文韬·明传》阐微：至道兴废与圣王心传

《六韬·文韬·明传》篇载文王寝疾之际召太公、太子发而问至道兴废之要，实为周室王业心法之关键。此段对话虽简，却深蕴治国安邦之精义，其核心在于“知止知起”四字，即明辨道术存续之机，体察人情治乱之本。

一、 圣王心传：道术兴废之枢机
文王所问“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非仅求知历史兴衰之迹，实欲探求天道人伦运行之规律。太公答以“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三弊，直指道术衰微之根由：
1. “见善而怠”：见正道而不能笃行，如商纣弃箕子、比干之谏，终致民心离散。
2. “时至而疑”：遇变革之机而犹豫不决，如夏桀失汤武崛起之机，坐视天命转移。
3. “知非而处”：明知其非而苟安不退，如周厉王弭谤而终酿流彘之祸。

此三者，皆因背离“至情”——即顺应人心、洞察时势之诚明。圣王之道，必以“知止”（察衰乱之兆）与“知起”（握复兴之机）为纲，方能“明传子孙”。

二、 至情与至道：天人相感的实践
太公之言，实承《尚书》“民惟邦本”之旨。所谓“至情”，非私欲之情，而是“通天下之志”的圣王情怀：
“止”于民怨未形时：如文王修德以解羑里之厄，以柔克刚。
“起”于天命将归际：如武王观兵孟津而待“八百诸侯不谋同辞”，顺势而动。

此中深意，与《周易》“知几其神”相通，强调统治者须以虚静之心体察微兆，以刚决之行应时成务。

三、 当代启示：道术的现代性转化
《明传》篇之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智慧，更在于其对领导力的永恒启示：
1. “见善不怠”：政策合于民利则须力行，忌空谈而废实政。
2. “时至不疑”：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当如张居正“一条鞭法”之果断。
3. “知非速改”：如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为戒，纳谏如流以纠偏。

文王临终之问，实为“忧患意识”之典范。太公所答，非仅谋略之术，更是“以道御术”的哲学——唯有心怀至情（民本）、明察至道（规律），方能成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伟业。

结语
《明传》一篇，以简驭繁，将治国大道凝练于“止起”之辨。后世读之，当思“道术”非玄远之谈，而在日用常行间：知民心之所向，察时势之所趋，此即“明传”之真谛。

《六韬·文韬·明传》阐微：至道知止知起与至情之辨

《六韬·文韬》第五篇《明传》载文王寝疾之际，召太公望与太子发，以“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为问，太公以“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三弊对之。此段对话虽简，然深蕴治国修身的至道要义，尤以“知止知起”为枢机，贯通天人，契于至情。今试析其理，以明圣贤传心之旨。

一、 “止”与“起”的辩证：天道人伦之常
文王所问“先圣之道”的“止”与“起”，实指道术的施行节度。《周易·艮卦》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大学》亦云“知止而后有定”，皆与此呼应。太公所答三弊——怠于善、疑于时、安于非，恰是“不知止起”之病：
1. “见善而怠”者，失“起”之机。善道当前，当奋起而行，若怠惰因循，则生机转滞。
2. “时至而疑”者，违“止”之智。天道循环，时机稍纵即逝，疑而不决，反招其乱。
3. “知非而处”者，悖“止起”之衡。明知其非而苟安，如《孟子》所斥“缘木求鱼”，终致祸败。

此三弊皆因心术未纯，不能与天道消息相感，故太公以此警醒文王：传国非仅授位，更在传“与时偕行”之智。

二、 至道与至情：圣王心法的本质
文王以“天将弃予”为忧，太公以“明传子孙”为答，表面论政术，实则阐发“至情通于至道”之理。
至道者，非玄远难测之术，而是“应天顺人”的实践智慧。《尚书》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文王临终所虑社稷存续，正是以仁心体天意，以忧患承天命。
至情者，乃圣王“如临深渊”的诚敬。《中庸》言“至诚无息”，文王疾笃之际犹念道统，太公直指人心之弊，皆因君臣以赤诚相照，故能剖陈利害，不留隐曲。

后世若宋儒朱熹解“知止”为“事理当然之极”，正与此篇暗合：止起之机，既是天道规律，亦是人伦至情的发用。

三、 当代启示：知止知起的现代意义
《明传》之旨，于今犹鉴：
1. 为政者当效文王之忧患，在“止”处克制妄为，在“起”处果决担当。如环保与发展之平衡，恰需“时至不疑”的智慧。
2. 个体修身亦可参详：见善即行是“起”，知非即改是“止”。苏轼云“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正是对太公三弊的正面回应。

结语
《明传》一篇，以临终托付之场景，揭橥“道术”与“心法”一体之奥。太公之言似简实丰，非仅谋略之教，实为“通天人、一性情”的圣学纲目。读此篇者，当于“止起”间观照自心，方不负文王太公之殷殷垂训。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六韬》文本，参以《易》《孟》《中庸》互证，力求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若需进一步聚焦某义，可再深入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