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15未通诗解3御史:民不垦田抵杆租赋文学:牧民之道除疾适安劝业乐赋

《盐铁论》卷15未通诗解3御史:民不垦田抵杆租赋文学:牧民之道除疾适安劝业乐赋
题文诗：
御史曰古,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

民旷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

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民不齐,出于南亩,

以口率被,垦田不足,空其仓廪,击赈贫乏,

侵益日甚,是以愈惰,仰利县官.为斯君者,

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

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

租赋不入,抵杆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

文学对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

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也,皆哀其生.

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

往者不远,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

常取给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南亩.

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

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

缀其出而,后亡者为,先者服事;录民数创,

于恶吏是,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

传曰政宽,民则死之,政急苛者,父子离散.

如此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牧民之道,

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

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

于民民亦,无利于上,上下交让,而颂声作.

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之.灵台之诗,

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有不足?

　 《原文》

　　御史曰：古者，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民旷于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击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杆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乎？

【注释】口率：人口总数。
　　上公：犹今言公家。
　　“芜”原作“无”，张之象本、沈延钵本、金蟠本作“芜”，今据改正。

抵杆（han）：抗拒。
　【译文】御史说：古时候，诸侯争强，及到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无休无止，老百姓顾不上耕种，田亩都荒芜了，但是，什一税收，照常进行。如今依赖皇上神明英灵，多年不动刀枪了，然而百姓没有全去参加耕作，按照现在人口总数和垦田总数互相比较，人口数还不如垦田数多，由于田多人少，国家把仓储的粮食，尽其所有地拿出来赈济贫穷困乏的人，亏损一天严重一天，百姓越来越懒惰，完全依赖政府给济。做为这样百姓的君主是很辛苦的了，还要为民操劳；而老百姓却不识好歹，忘恩负义，到处流窜，逃避公家的赋税徭役。老百姓互相仿效，田地一天天荒芜下去，不交租税，抗拒朝廷。君主虽然想使国家富足，但谁来使国家富强呢？

《原文》

文学曰：树木数徙则■（1），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2），飞鸟翔故巢（3）”，莫不哀其生（4）。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5），常取给见民（6），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7），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8），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9），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10）。《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11）。”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12），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交让（13），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灵台》之诗（14），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不足之有乎？

【注释】■（wei）：古同“萎”，枯死。
　　代：古国名，在今河北省蔚县一带，是产好马的地方。
　　《文选·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之谓也。”
　　哀：留恋。
　　訾：同“赀”，财产。
　　见民：现在的人民。
　　俞樾曰：“'逋流’应作'逋赋’，盖大家所逋负，吏不敢责，而责之细民，遂至流亡矣。若云'逋流皆在大家’，则义不可通。”逋赋，拒不交纳赋税。
　　“绝”原作“色”（太玄书室本改作“代”），今改。“绝”读为“缀”，“缀”谓“缀联”，有继续意，“绝”古文作“■”，即“继”字所从之偏旁。“缀”为“蕝”之异文，“绝”又为“蕝”之省文。此谓细民既去，中家继之承担所有支出也。
　　录民：安分守己的人。
　　“者”字原无，今据郭沫若校补。
　　（11）《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12）牧民：古时把管理劳动人民当成管理牲口一样，这是对劳动人民极大的侮辱。（13）“让”原作“议”，今据张敦仁、俞樾说校改。
　　（14）《灵台》：《诗经·大雅》篇名。据说这首诗是述说周文王在建造灵台时，老百姓自动前来帮助修建，没有几天就完成了。
【译文】文学说：树木多次移植就会枯萎，禽兽多次迁居就会受害。所以，“代国的马依恋故乡，远飞的鸟思念故巢”，没有不留恋出生的地方的。这样看来，老百姓并不是愿意逃避公家的赋税徭役而甘心去到处过流浪的生活呀。前些时候，军事频繁，费用不够，于是根据财产来征收赋税，经常落到现存者的头上，农民还要去服劳役，所以没有都去耕地。大概抗不交税的都是豪强人家，征收官吏欺软怕硬，不敢向豪强深加责问；于是更加苛刻地催逼小百姓，小百姓实在受不了，就逃亡远去；中等人家继续承担着这些赋税，后逃亡的要为先逃亡的承担一切；安分守己的百姓经常受到贪官污吏的压迫，于是起而效尤，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留在故乡的人越来越少。传记上说得好：“政令宽缓的，百姓就愿意替它出死力，政令苛刻的，父子也会东离西散。”因此田地一天天荒芜，城镇一天天空虚。治理百姓的方法，必须消除他们的痛苦，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受到扰乱，役使他们而不要过度疲劳。因此，百姓就会努力耕作而乐意交纳赋税。如果这样，君主就不必去救济百姓，百姓也不会多所祈求于君主，上上下下，客客气气，从而就会出现颂扬的歌声。这样，征收赋税百姓不会厌恶，派遣徭役百姓不会叫苦。《灵台》诗篇所歌颂文王兴建“灵台”那件事，不是谁要百姓去干的，而是百姓甘心情愿自己去干的。如果这样，君主的所需还有什么不够用的呢？

《盐铁论·未通》第十五卷第三段所载御史与文学之辩，实为汉代经济政策与治国理念之深刻映照。御史所陈，乃以战国乱世反衬当世之弊：虽甲兵偃息，然民不事耕、仓廪空虚，流亡者众而赋税难征，此乃"惰民仰利县官"之困；文学之对，则直指苛政猛于虎，细民不堪恶吏刻剥而相率逃亡，强调"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的仁政思想。二者交锋，恰似法家务实与儒家仁政的再度碰撞。

御史之论，立足财政现实。其以"口率被垦田不足"为据，揭示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所谓"抵杆县官"，实指小农经济崩溃下国家财政的恶性循环——流民愈众则税基愈薄，税基愈薄则诛求愈急，恰如《管子》所言"取民无度，国虽大必危"。然其将弊病归咎于民之惰性，却未察"仰利县官"背后，正是官府过度干预导致的依赖心理。

文学之辩，深得儒家治道精髓。其引"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之喻，道破民众安土重迁本性，流亡实为苛政所迫。所述"大家逃税-恶吏转嫁-细民流亡"的连锁反应，生动展现汉代豪强、官吏与小农的三方博弈。尤为精辟者，乃提出"政宽则民死，政急则离散"的辩证观，与孔子"宽猛相济"之说遥相呼应。其主张"劝业乐赋"的良性治理，暗合《孟子》"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的王道思想。

此段对话折射出西汉中期的治理困境：国家财政扩张与民生休养如何平衡？御史所见在"足国"，文学所求在"富民"。实则二者本非对立，晁错《论贵粟疏》早言"民贫则奸邪生"，桑弘羊亦知"民足则国富"。今观之，汉代流民问题根源，恰在于土地兼并未得遏制、税负分配有失公允。文学所谓"除疾适安"，正是主张通过制度改良重建小农经济基础，此中智慧，于今世乡村振兴、税制改革仍具启示。

文末"灵台之诗"之引，尤见儒家政治理想——善治者使民"不厌不苦"，如《诗经》"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此中深意，超越盐铁之争的具体语境，直指治国之本质：政令合道则民自归心，上下交让则国用自足。读史至此，可知经济政策之争，终须回归"民惟邦本"的永恒命题。

《盐铁论·未通》第十五卷第三段所载御史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经济政策之争锋。御史所陈，乃以现实财政困境立论；文学所对，则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宗。二者立场迥异，然皆折射出汉昭帝时期社会矛盾之深层症结。

御史之论，聚焦于"垦田不足"与"租赋不入"之现实困境。其言战国虽兵戈不休，反能"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逢太平之世，却见"民不齐出于南亩"，此说颇具反讽意味。其将流民问题归咎于"惰民仰利县官"，认为百姓"背恩弃义"致"田地日芜"，实则反映官方对财政危机的焦虑。所谓"抵杆县官"现象，恰说明严苛征赋已激起民间抵制，然御史未察政策失当，反责民性怠惰，此乃典型官僚视角。

文学之回应则深得孟子"民为贵"之旨。其以"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为喻，揭示流民本质是"不堪恶吏"而非"乐流亡"，直指政策苛暴之弊。所述"大家逃税-细民承负-相继流亡"的恶性循环，尤见社会不公之害。其引《传》曰"政宽则民死，政急则离散"，实为对御史"惰民论"的釜底抽薪之驳。所谓"除疾适安，劝业乐赋"的牧民之道，正是儒家"养民而后使民"的治世理想。

二者分歧实为法家务实与儒家理想之碰撞。御史强调国家机器运转需赋税支撑，文学则主张赋税应以民力可堪为前提。细究文学"上下交让而颂声作"的理想图景，暗合《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训，其引《灵台》诗证"民自为之"，更见《诗经》"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德治理念。此辩虽止于经济政策，然触及治国根本之道——唯有"适其所安"，方能"君民俱足"，此中智慧，于今仍具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