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得] 2.24 小人做事从利益着眼，君子处事从道义入手

【论语·为政】第二十四章：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现代汉语
本章用现代汉语怎么理解呢？
孔子说，『不是和自己有道义关联的先人，却祭祀他，这是为了获得利益而谄媚他人。』『看见应当自己尽义的地方却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的原因。』
【论语新解·为政篇】先生说：『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这是你存心谄媚。遇见你该当做的事不做，这是你没勇气。』
【论语译注·为政篇】孔子说：『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他，这是献媚。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这是怯懦。』

理解思路
本章的理解要点有哪些？
一、和我们有道义关联的先人，除了我们自己的祖先，还有先师、君上、民族英雄，以及其他的有恩之人，所以『非其鬼』不单指自己的祖先。
二、义与利是共存的，先有利于我的人，我就负有对他的义，祭祀他就只是尽义；如果没有利的存在，义也就不存在，就不应该祭祀，却要去祭祀，就只能是为了谄媚他的后人，以获取某种利益。
三、自己负有义的地方，本来是应该去尽义的，但是却不敢做，如果这个人是有仁义的，那么，他就是缺乏勇气，缺乏担当。
四、这一章孔子旨在揭示，处事但凭义，在行政上也是这样。

中心思想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自己负有义的事一定要去做，与自己没有道义关联的事，就不要去做。

思维启发
那么，本章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要养成义利均衡的思维，并凡事以义为先，这样可以避免许多过失。

词语注释
⑴鬼，古代人死都叫『鬼』，一般指已死的祖先而言，但也偶有泛指的。
⑵祭，祭是吉祭，和凶祭的奠不同_{人初死，陈设饮食以安其灵魂，叫做奠。}祭鬼的目的一般是祈福。
⑶谄chǎn，谄媚，阿谀。

包括祭拜宗教人物，也是『谄』吧？！

《论语·为政》第二十四章义利之辨析微

孔子此章以"祭非其鬼"与"见义不为"对举，实为揭示人道之两大要义：一曰"义利之辨"，二曰"知行合一"。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谓"存心谄媚"与"没勇气"之解，可谓得其三昧。今试为析论如次：

一、祭祀之礼的伦理边界
"非其鬼而祭之"一事，郑玄注《礼记》云："祭，报也。报其功德之谓祭。"《春秋繁露》更明言"祭之为言际也"。是故祭祀本质乃人伦义务的履行，非功利性行为。孔子斥"谄也"，实指其违背"祭不欲数，数则烦"（《礼记·祭义》）的礼制本真。朱子《论语集注》谓"求福非礼"者，正指此类僭越伦理边界的功利行为。今人祭祀民族英雄、先贤先烈，当以精神传承为要，若掺杂功利之念，则失其本旨。

二、义利关系的辩证观照
程颐解此章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细究之，孔子非简单否定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盐铁论》载"义利相养"之说，恰可注解本章精义：对先师君上的祭祀，实为"以义制利"的伦理实践。王阳明《传习录》言"心之所安即是义"，正可解"见义不为"之弊——当为而不为，非力不足，乃心不诚也。

三、勇德修养的现代启示
"无勇也"之叹，当与《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上"并观。荀子云："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此即儒家"道德勇气"之真谛。今人面对当为之事，常有"精致的利己主义"之患，实需重温孔子"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的教诲。顾炎武《日知录》论"行己有耻"，正可作本章最佳注脚。

四、为政之道的深层意蕴
本章列于《为政》篇，实含深意。《孟子·离娄》云："义，人之正路也。"行政者若不明义利之辨，则易生"媚上欺下"之弊；若无道德勇气，必致"尸位素餐"之讥。王安石变法时尝言："义利者，不可偏废。"然其失正在以利先义，可为后世鉴戒。

要之，此章双句实为一面照妖镜：前句照见功利心之谄态，后句显影懦弱心之病根。读《论语》者当于此章深味"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的微言大义，于日用伦常中践行"义之与比"的处世准则。今日社会尤需重建"义以为质"的价值坐标，使义利各得其所，方不负夫子垂训之本怀。

《论语·为政》第二十四章虽仅有两句，却以极简之言勾勒出儒家义利之辨的深刻边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此章非仅论祭祀与勇怯之表，实乃直指人心动机与行为之根本准则，须以整体思维贯通理解。

一、祭祀的本质与“谄”的批判
“非其鬼而祭之”中，“鬼”古义虽多指祖先，然郑玄注《礼记》云：“鬼者，精魂所归”，实泛指一切当祭之对象。儒家祭祀之核心在于“义”——即符合礼制与道德情感的关联性。祭自身祖先、先师、贤哲，乃报本反始、慎终追远之义；若祭无关联之鬼神，则是逾越分际，动机必转为求利之谄媚。孔子此语，非仅反对淫祀，更是对人心依附权贵、投机牟利之态的深刻揭露。如朱子《论语集注》所言：“祭非其鬼，是求福之意，故为谄。”谄之害，在于瓦解人的道德自主性，使行为沦为利益的奴役。

二、“见义不为”与勇之真谛
“见义不为”之“义”，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情境中应当践行的道德责任。《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即事理之当为者。儒家之“勇”绝非匹夫之悍，而是以仁义为内核的道德勇气。孟子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此意。无勇者非力不足，而是志不坚、心不纯，因利害计较而退缩。孔子将“谄”与“无勇”对举，实揭示一体两面：前者是主动趋利而失节，后者是被动畏难而弃义。

三、义利之辨的行政与人生指向
本章虽未直言行政，然“为政以德”之旨贯穿始终。行政者若祭非其鬼——如滥用权力讨好不当利益集团，即是谄；若见民生疾苦而不作为，即是无勇。孔子旨在强调：一切行为皆应以“义”为尺度，而非以“利”为轴心。此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脉相承。然须辨明：儒家非否定利，而是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利须合于义。程颐释此章云：“知所当祭而祭，知所当为而为，惟义之从。”可谓切中肯綮。

四、现代启示：义利均衡与道德勇气
今日重读此章，尤需警惕两种异化：
其一，将一切关系工具化，如借祭祀之名行利益交换之实，乃至职场、社交中谄媚逢迎，皆属“非其鬼而祭”；
其二，将道德责任虚无化，见义不为者常以“无力改变”自我开脱，实则是勇气溃散。
儒家启示吾人：须以“义”为行动基石，在义利冲突时恪守底线，在义之当为时挺身而出。此非迂腐之说，而是塑造理性社会人格的关键。如梁漱溟所言：“儒家义利之辨，正是要人从利害计算中超脱出来，活出人的真性。”

综上，此章以“祭”与“勇”为喻，直指行为动机与道德实践之本。君子之道，在于不谄不怯、义之与比。今日读之，犹如晨钟暮鼓，叩问世人：是否在利益狂潮中守住了“义”的锚点？是否在道义召唤时展现了“勇”的担当？此诚为儒家历久弥新之智慧光芒。

（全文约7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