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提了這麼一個問題：自古人們都說要『親賢臣，遠小人』，但是小人又不會在他自己頭上帖這麼一個標籤。相反，大部分人在諫書里都會黃婆賣瓜，鼓吹自己忠義賢能，要求君王重用自己，遠離小人讒言。那麼問題來了，身在此山中的皇帝們，如何區別賢能之臣與奸佞之臣？如果他們不小心，受到小人讒言蒙蔽，那他們就應該遭受萬民百世的唾罵嗎？ 這個問題挺好的，就是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著眼於低層次的法術器用之上，根本看不清君王的處境與職分。 因此如此回答： 很遺憾地告訴你，古代皇帝任用賢能，是無法通過某種法術去識別人才的，也不需要：昏君基本都是依據自身利益以及喜好去選用人才，而明君自身散發德行之光，奸佞往往無所匿跡。也就是說，都是靠『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種道義層級的原理來任用人才的。 所以我們常常發現，上一任皇帝才構建好一班賢臣，把國家中興起來，下一任立馬就換一批，國家又恢復了之前的死模樣。 是繼任的皇帝不知道誰賢誰佞嗎？當然不是，不管是從利益出發，還是從施政的根基出發，他都必須換一批能圍著他轉的大臣，有時不懂有奸臣替代賢臣、能臣，爲什麼呢？因爲上梁不正下梁歪，什麼樣的皇帝，就吸引什麼樣的大臣。 這一任的皇帝，他一不修身，二無德望，他怎麼施德政？他怎麼帶領賢能之臣？他要是任用賢能之臣，他會天天被這班賢臣修理、責備，他怎麼能忍？他要是能忍，他就是聖王、賢王了，這樣的皇帝，是極少的，也只有這樣的聖王、賢王，才能任用賢能之臣。 所以，不是皇帝不能識別賢能之臣，而是在道義的層面，他自己無法與賢能之臣做隊。而那些天性稟賦和善、聖賢的皇帝，他自然的多數吸引的是賢能之臣，根本不需要去識別。 因此，聰明的士人，會看情況出仕，有能力的打工人，會看老闆來選擇去留。臣對君，工人對老闆，根本不用勸的，也不能勸，一勸你就日後肯定天天遇到麻煩事。你要是奸佞之人，你就得選擇那種剛愎自用的老闆，你要是賢能之人，你就得選那種開明、和善、能聽取意見的老闆，否則你就是自找不自在。 而賢明的君主，往往開闢太平盛世；昏聵的君主則結束一代王朝。 爲什麼是這樣子的呢？ 因爲『君子不器』，一個處於領導位置的人，他無法像一個器具那樣，只容納特定的東西。昏聵之君，雖然也是因從道義去選用人才，但是他只會根據自身利益或者喜好去『選擇』某些人才，而且他必然會摒棄賢能。他是一個形而下的器化之君，必然不具備賢明君王的本事；而聖明的君子就不同，他們不但因從道義去選用人才，而且他處事施政，只看是否合於義（如忠義，也就是公；又如仁義，也就是利民。等等），不會受自己的利益和心欲影響，所以他是一個形而上的道化之君。 所以，儒家研究政治，只看君王，不看大臣，要求君王順從道義，修身立德，以身作則，來吸引賢能的士大夫爲自己分擔億萬民眾的公義，並根據他們的才能，將他們分別安置在不同的職位上。 君子的本事不是自成一器，而是成就百臣之器。 聖王就是要能凝聚億萬民眾的大義於其自身，才能一統天下，總管天下之道。這裡只有一個要點，就是禮義之道。 這就是賢明之君，選用賢臣的部分方法，都是依於道從於義。 只要能爲政以德，舉賢以義，基本不會再有什麼受奸佞之蔽，被百世萬民之罵這樣的情況了。 一個君王被罵昏聵，肯定是因爲他自身德行不夠，沒有盡到本分，負起君主之義；而不是因爲他懂得法術太少，一不小心做錯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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