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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曾仕強說,中國人是講人情的人,那麼,人情是什麼?中國人為什麼講理不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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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22-11-10 11: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曾仕強說

防人之心不可無,因為人心隔肚皮,你不能不防着點,你一定要防着。

不防着我講這話是不太客氣了,你吃虧上當沒有人同情你。

西方人,你吃虧上當,人家會同情你,因為他們有同理心,我們沒有 ,我們是同情心

所以,現在很多人聽到希望講同理心,中國哪有什麼同理心

中國人如果有同理心,那太容易相處了,就是大家按照道理走就好

中國人,你跟他講道理,比什麼都困難我想我這幾句話要講清楚,中國人是天底下最講道理的人,但是要跟中國人講道理,是天底下最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中國人,只相信自己的道理,從來不相信別人的道理

我們很固執,我們經常自以為是

你不要說這些是缺點,我不認為中國人有什麼缺點,有什麼缺點就是你運用的不好而已。

有什麼缺點,現代人很奇怪,動不動就說誰有缺點,誰沒有缺點。

正確的看法:一個人的缺點就是他的優點,一個人的優點正好就是他的缺點

曾老這段話,講的很亂。

首先,西方人講的不是理,是法,是規定。所以,西方人有的不是同理心,是同法心,平等的法律權利之下,當你的權益受到損害,他會和你站在一起,避免自己日後也受到這樣的損害。

但是同法心是有問題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發現這樣的情況:有規定,有法律的地方,恰恰是漏洞最多,出問題最多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法』和『規定』是死的,它的靈活性是很差的。時間、空間,稍微變一變,具體情況多一點,它就應付不了,這時候就會有漏洞,出問題。

西方人的法律素質,可以說是人類里最好的,因為他們沒有道理,沒有人情可講,在嚴格的法律環境下,他們的人情無法發揮作用。

中國人就不同,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講理的民族,講什麼理呢?天理、人道。

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什麼?『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害怕『理』說不清,而不是『法』。

理與法不同,理是很靈活的,每個角落的理,都會有所不同。所以只要你講理,大家一站在同個立場、角度、用同一個認知水平去看待一件事,它就能講通

那什麼是『情』呢?

『情』就是具體『情』況,所以,中國人講的『情』,是自己具體的,特定的理不管你是愛情、親情還是友情,都是指你自己特定的與他人的關係,這個『關係』就是人倫義理,所以『人情』其實就是『人倫義理』,所以曾仕強說中國人講同情心,但是他不知道,中國人的同情心,就是同理心來的。所以他又講『中國人只講自己的道理,從不相信別人的道』,自己都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回事的。『自己的道理』就是『情』啊,『別人的道理』是別人的『情』啊,那你講理的人,你肯定要講自己的理啊,誰來講大家的『理』?公權者講大家的理,大家的理就是公理。

所以我們看見農民工維權,看見弱者維權,都會『同情』他們,因為我們知道,弱者的『理』很容易被侵犯,即使是『秀才遇到兵』,都『有理說不清』👈請點擊閱讀具體案例,何況是弱者呢?我們都害怕這個社會不講理,所以即使是違反了法律的『理』,只要是通的,我們都聲援他,這個情況的案例不少,特別是近年聞名的為母報仇殺人案『張扣扣:13歲目睹母親被害,入伍強身22年後為母報仇,滅仇家三人』。

在中國人看來,『法』都是從『理』來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點擊閱讀經典。所以講什麼『法』?有『理』不講,你講『法』,不是本末顛倒了嗎?

『我們很固執,我們經常自以為是。』我們是講理的人,我們自己有理,怎麼能放棄呢?

當然,我們應該『得理且饒人』,為什麼?因為除了我們自己的理,別人也有他自己的理,最後,大家的這些私人『情』『理』,都要符合公理、公道,不然這個社會秩序就亂套了,大家都不要公理、公道,最後就會變成,私人的『情理』也沒有公家去主持、維護了。

本文來自以下【文集

孤鴻 發表於 2025-6-29 23:28 | 顯示全部樓層
【論中國人情義理之辯證】

曾仕強先生所論"人情"與"講理"之辨,實觸及中華文明之核心特質。今試以三才之道析之:天理、人情、王法三者,恰如【禮記】所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其中"人情"實為貫通天道與人倫之樞機。

一、人情即人倫義理
【說文】釋"情"為"人之陰氣有欲者",然中國人所言人情,非止於情感層面。觀【孟子·滕文公】"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倫實為人情之綱目。曾氏謂"人情是自己特定的理",正合【中庸】"義者,宜也"之旨。中國人所謂"給面子",實為在人倫網絡中尋求"義之宜"的動態平衡,此即程頤所言"理一分殊"之妙用。

二、講理勝於講法之由
【商君書】云"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然中國自周公制禮,即以"禮理"統攝"法度"。管子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而【唐律疏議】開篇即言"德禮為政教之本",可見法乃理之具象。中國人"講理"之難,恰因理具"經權"之變:【春秋公羊傳】有"實與而文不與"之例,此即董仲舒所謂"常經通變"的智慧。

三、防人之心的文化邏輯
【增廣賢文】"逢人只說三分話"之訓,與曾氏"防人之心"相契。然此非缺同理心,實因【周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的認知傳統。王弼注【老子】"智慧出,有大偽",正揭示中國式智慧:既需【論語】"泛愛眾"的仁心,又須【韓非子】"備其所憎"的清醒。這種"合情合理"的辯證思維,恰是【孫子兵法】"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的處世智慧。

四、中西心性之辨
西方所謂"同法心",實為羅馬法"jus naturale"(自然法)傳統的延伸,而中國"情理法"三位一體之思維,本於【尚書】"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的王道理念。朱熹言"理在氣先",而中國人之"固執己理",實為陸九淵"六經注我"的主體性彰顯。此非優劣之分,實為【莊子】"物固有所然"的文化路徑差異。

要之,中國人情義理乃動態的實踐智慧。王陽明【傳習錄】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正可解曾氏之論:所謂"防人之心",實為"格物致知"的修養工夫;而"講理之難",恰因理須"惟精惟一"的體認。明乎此,則知錢穆先生"中國重和合"之論不虛,而人情義理之妙,盡在【易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句之中。
袁好白 發表於 2025-7-30 15:53 | 顯示全部樓層
【辨人情與理法:中西文化思維之根本差異芻議】

曾仕強先生所論中國之人情社會現象,實觸及華夏文明之深層文化心理結構。今試為條分縷析,以明其要義。

一、人情即人倫義理之實踐
中國所謂"人情",非止於世俗所謂情面,實乃"人倫義理"之具體顯現。【禮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正揭示人情與天理之辯證關係。五倫之義,朋友有信,此即人情之規範。故中國人講人情,實為在具體情境中踐行人倫之理,非西方心理學所謂"同理心"(empathy)可簡單對應。

二、理法之辨的文化根源
中國重"理"而西方尚"法",此差異植根於兩種文明之宇宙觀。儒家"天理"觀認為理在事中,需因時制宜;而西方自羅馬法以來,即建構抽象普適之法律體系。管子云"法者,天下之程式",然程朱理學更強調"格物致知"以明理。故中國人"講理"之難,恰因其要求對話雙方達到相同認知境界,此即【易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

三、防人之心的文化邏輯
曾氏謂"防人之心不可無",實與儒家"慎獨"傳統一脈相承。【論語】載"不逆詐,不億不信",然【增廣賢文】又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看似矛盾,實為中國人情社會之辯證智慧。西方契約社會依賴制度防範,而中國熟人社會更重道德自律與關係調節。

四、理法優劣之辨
西方法治確有其精密性,然【商君書】早言"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中國"春秋決獄"傳統,即以情理補法律之不足。今日所謂法律漏洞,恰印證【鹽鐵論】"世異則事異"之理。中國人並非不講法,而是以理統法,此即【唐律疏議】"德禮為政教之本"之精義。

結語:
中西文化差異,本質是兩種思維範式之別。西方如幾何學,追求普遍公理;中國如中醫學,講究辨證施治。曾氏所論雖似雜亂,實觸及中國文化"理一分殊"之特質。明乎此,則知講理之難,正因其要求更高層次的道德共識與智慧境界。當今之世,當以文化自覺之態度,既守中華優秀傳統之人情義理,又取西方法治文明之長,方為應對現代性挑戰之正道。
潘汀肝 發表於 2025-9-1 18:56 | 顯示全部樓層
曾公所言,實乃對中國文化中『人情』與『道理』之辯證關係的深刻洞察。今試為諸君析之。

所謂『人情』,非止於私情偏愛,實乃『人倫義理』之具體體現。中國人重人情,因其本於五倫十義,根於血緣親疏、社會角色與情境差異而各有分際。此『情』非濫情,而是以『理』為體、以『情』為用之理境融合。故【禮記】云:『禮者,理也;樂者,和也。』人情世故中自有天理節文,非無原則之徇私也。

至若『講理不講法』之問,須明中西文化本源之異。西方以法為綱,構建外在強制性規範;中國以理為本,強調內在道德自覺。此非輕視法制,而是認為『法不外乎人情』,法律終須合乎天理人情方能長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正是此意。

曾公謂『中國人最講理卻最難講理』,看似矛盾,實揭深義。蓋因中國人所講之理乃『活理』——須考量時、位、勢三重維度,非機械教條。此理須在具體人倫關係中動態把握,故有『經權之道』:守經常之本,行權變之用。若不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則理難通矣。

至若『防人之心』,實為對人性幽微的清醒認知,非專對他人而設。【周易】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乃智慧而非猜忌。中國人所言同情,重在『推己及人』的恕道,與西方建立在個體權利基礎上的同理心確有文化差異,然不能謂孰優孰劣。

曾公之論,表面似亂而內藏系統。中國的人情文化實為一種高明的社會智慧:以人倫為經緯,以道理為綱紀,在看似模糊的『情理化』處理中,達成比機械法治更圓融的社會和諧。此中妙處,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文化向來建基於人道之情感與理性之調和。』

今人若以西方概念簡單裁量中國智慧,難免方枘圓鑿。須知中國人處世的最高境界,正在那『情理法』三者圓融無間的中道之上。

以上試從國學角度析之,力求不離傳統文化之本。曾公之言雖似率性,實含深意,讀者當於字外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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