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31刑法诗解6圣不使亲去恶刺史不须从坐刑务宽平

【贞观政要】卷31刑法诗解6圣不使亲去恶刺史不须从坐刑务宽平

题文诗：
贞观十四,年时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

犯十恶者,而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

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不肖,

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训,父子兄弟,

之亲尚且,而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

今遣刺史,化被下人,成归善道,岂可得也?

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其罪,

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也者,是以刺史,

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

奸恶也者.孟子有曰:势不行也.教必以正;

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则反夷伤.孩曰夫子,

教我以正,未出于正.则是父子,相夷则恶.

所以古有,易子而教,父子之间,不责善义,

责义则离,不祥莫大.贞观十六,年时太宗,

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固,

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

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于法官,

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朕之仍恐,

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

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原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①者，被御史劾奏②。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③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成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④，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⑤，但令明加纠访科罪⑥，庶可肃清奸恶。』
【注释】

①十恶：大罪。古时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敬、不义、内乱称为十恶。
②劾奏：上书弹劾。
③陶染：熏陶感染。
④掩蔽：包庇掩饰。
⑤从坐：牵连治罪。
⑥纠访科罪：查纠办罪。

【译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①。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注释】

①声价：声名身价。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

【孟子】卷7离娄章句上

【原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1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2焉。』
【译文】

公孙丑问：『君子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孟子答道：『由于情势行不通。教育一定要讲正理，用正理讲不通，跟着就要发怒。一发怒，就反而造成了伤害。〔孩子会说：〕'您用正理教我，可是您的行为却不出于正理。」这样，父子间就互相伤害了。父子间互伤感情，这是大坏事。古时候交换小孩来教育，使父子之间不因追求善而互相责备（父子之间不能行朋友之义的道理）。追求善而互相责备，就会产生隔阂；父子之间生出隔阂，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

【注释】

（1）夷：伤。

（2）祥：善。

《贞观政要》卷三十一刑法诗解六：圣贤教化与刑政宽平之道

《贞观政要》所载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一案，实为唐代刑政思想之重要体现。太宗以"圣贤不能使亲族尽善"为喻，阐明"刺史不须从坐"之理，其说深合儒家"刑政以宽平为本"之旨，亦折射出贞观时期"明刑弼教"的治理智慧。

一、圣贤教化之局限与刑政理性
太宗引陶唐、柳下惠之例，揭示血缘教化之限度。按《尚书·尧典》载，尧虽"克明俊德"，然丹朱"嚣讼"难化；《庄子·盗跖》言柳下惠之弟为天下巨恶。此二例皆证"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之人性现实。太宗由此推及刺史教化职能，指出"化被下人，成归善道"的理想主义困境，实为对《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思想的实践性诠释。其不以连坐苛责刺史，正是基于对教化效力的清醒认知。

二、连坐制度之弊与司法改良
"递相掩蔽，罪人斯失"八字，直指连坐制的结构性缺陷。《商君书·赏刑》虽倡"相连坐"以强化管控，然汉代贾谊已批判其"使父子相背，兄弟相怨"（《新书·阶级》）。太宗废除刺史连坐，改行"明加纠访科罪"，既承《周礼·秋官》"以五刑纠万民"之古义，又开"责任个别化"之先河。此举与《唐律疏议》"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的规定形成配套，体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

三、宽平刑政的治理哲学
贞观十六年太宗与孙伏伽之对谈，更深化此议题。"作甲欲固，作箭欲锐"之喻，揭示职分伦理与制度制衡的重要性。其忧"利在杀人"而倡"务在宽平"，实为对法家"以刑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的批判性超越。这种思想渊源可溯至《尚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的治理境界，亦与《贞观政要·论仁义》"以宽仁治天下"的主旨一脉相承。

结语
太宗此二则政论，实为"礼法合治"的典范：既承认教化之有限性而重视刑政，又警惕刑政之残酷性而强调宽平。其制度设计既突破汉魏以来"刺史以六条问事"的监察传统，又为《唐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名例律疏》）奠定实践基础。今人观之，犹见其"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周易·旅卦》）的治理智慧。

《贞观政要》刑法卷第六：圣王不罪亲去恶，刺史不须连坐论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辖内有人犯十恶之罪，遭御史弹劾。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圣君，其子丹朱不肖；柳下惠贤士，其弟盗跖为恶。以圣贤之教化，尚不能易其子弟，况刺史远在地方，焉能尽察百姓之行？”此言深得刑政宽平之要。

按《唐律》，十恶乃谋反、谋大逆等重罪，然太宗不以属地连坐责刺史，实承三代“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古义。《尚书·康诰》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制礼，已明刑责止于其身；汉文帝废肉刑，亦本“恶恶止其身”之旨。太宗此举，既合经义，又显仁政。

观历代酷法，秦之“族诛”、汉之“腹诽”，皆因株连过甚而失民心。贞观律令特重“刑务宽平”，《唐律疏议》明载：“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刺史非知情故纵，则不坐。贾崇案中，太宗以“圣贤不能化子弟”为喻，正见其慎刑恤下之心。盖官吏之责，在宣教化、明法令，非为苛察诛求。若因辖内偶发重罪即加贬黜，恐州县官畏惮纠举，反致隐匿不报，弊更甚焉。

昔孔子赞舜“隐恶而扬善”，《论语》亦言“宽则得众”。太宗深谙此道，故贞观之治，刑措不用者数年。其于贾崇案不罪刺史，非纵恶也，乃使官吏得专力于导民向善，此即《周礼》“刑期无刑”之深意。后世司马光评曰：“太宗明慎庶狱，而天下归心。”诚哉斯言！

今读此篇，尤当思刑政之本。法禁暴而德劝善，若徒以严刑督责下吏，则与商韩之术何异？贞观盛治，正由宽平得之。学者鉴之，可不慎欤！

（全文毕，计6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