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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贞观政要】卷30务农诗解民者国本衣食民本君主简静正道民富营不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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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發表於 2022-10-27 17:20 來自手機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贞观政要】卷30务农诗解民者国本衣食民本君主简静正道民富营不失时题文诗: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
国本以人,人本衣食,营衣食本,为不失时;
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倘若兵戈,
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
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
安百姓乎?乃失所以,安人之道.亡隋之辙,
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而知,所以易之;
然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陛下,慎终如始,
方尽其美.太宗乃曰:公言是也,安人宁国,
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朕之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贞观二年,
京师大旱,蝗虫大起.入苑视禾,君见蝗虫,
掇数枚而,咒曰人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
是害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
但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
恐疾不可.君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
遂亲吞之,自是蝗虫,不复为灾.贞观五年,
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二月为,
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
恐妨农事.令改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
准陰陽家,二月为胜.太宗谓曰:陰陽拘忌,
朕所不行;若动与静,必依陰陽,不顾理义,
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倘.若皆能遵,
正道自然,常与吉会.吉凶在人,岂假陰陽,
为之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十六,
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
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民者国本,
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丰登则,兆庶亦非,
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父母,
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
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
使比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
使乡闾间,少而敬长,妻亦敬夫,此则贵矣.
但令天下,皆然朕虽,不听管弦,不从畋猎,
乐在其中!至道无为,无为清静,省徭薄赋.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原文】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①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注释】

①掇(duō):拾取。

【译文】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原文】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①,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②以备仪注③。』太宗曰:『今东作④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陰陽,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陰陽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注释】

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

②追兵:增调、增补兵卒。

③仪注:典礼仪式。

④东作:指农事。

【译文】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陰陽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陰陽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陰陽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陰陽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esgrhyr236 發表於 2025-5-2 18:22 | 顯示全部樓層
《贞观政要》卷三十务农章义疏

(首段释题)
《贞观政要》此章以"务本"为纲,揭示治国三重根本:国本在民,民本在食,食本在时。太宗与侍臣论对,实为三代以降"敬天保民"思想之实践注脚。其要义可析为三:一曰农时不可夺,二曰君心当简静,三曰教化贵自然。此三者环环相扣,诚为贞观之治的骨鲠所在。

(次段解文)
太宗"三本论"实承《尚书》"民惟邦本"之绪。其谓"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暗合《吕氏春秋》"不夺农时"之说。王珪举秦皇汉武为戒,正见"土木不息则阴阳失序"的治乱关捩。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将自然灾害与为政得失相联系,吞蝗之举虽近于汤祷桑林,然其"移灾朕躬"的担当精神,实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咸卦》)的现世演绎。

(三段析理)
观贞观五年冠礼之议,可见太宗"循理不循术"的施政智慧。其驳陰陽家说曰:"若动静必依陰陽,欲求福佑,其可得乎",直指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说的流弊。更可贵者,是将农时置于礼制之上,此即《孟子》"不违农时"的治国精义。至贞观十六年"斗米三钱"的盛世图景,实为"省徭薄赋"政策结出的硕果。太宗所谓"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正是《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的生动实践。

(末段总评)
此章要旨,在揭示"无为而治"的真谛非放任不为,而是君心清静则民不受扰,政令简易则农得尽力。太宗以"抑情损欲"达致"海内升平",恰印证《大学》"一人定国"的深意。其将"富贵"重新定义为"耕稼得遂"与"礼让成风",实为对《论语》"富而后教"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读此章当知:贞观之治非徒物质丰足,更是建立在对治国根本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半夜遛腿 發表於 2025-6-15 08:53 | 顯示全部樓層
《贞观政要·务农篇》诠解

唐太宗与侍臣论农政一节,实为治国根本之要义。太宗以"务本"立论,揭示"国本-人本-食本-时本"之逻辑链,其政治智慧可析为三重维度:

一、农政与治道之体用关系
太宗提出"君简静则民得时"的执政理念,实为黄老无为思想之实践。《淮南子·主术训》言"上清静而下正",正与此呼应。王珪举秦皇汉武之例,揭示"外穷兵戈、内崇宫室"必致"人力竭而祸难兴",恰与《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相印证。太宗"抑情损欲"之语,更见《贞观政要》全书"去奢省费"之要旨。

二、灾异观中的政治伦理
太宗吞蝗一事,当置于汉代以来"灾异遣告说"传统中理解。《春秋繁露》谓"灾者,天之谴也",太宗"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之语,实承《尚书·汤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遗训。此非止于表演性政治,乃将儒家"修德禳灾"思想化为具体施政,与《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的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三、阴阳术数与农本思想
贞观五年冠礼之议,太宗驳阴阳家说尤具深意。《论语·雍也》载孔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太宗"吉凶在人"之论正承此脉。其以"东作方兴"改期,体现《吕氏春秋·上农》"敬时爱日"的农本思想。萧瑀所持阴阳说,实为汉代《四时月令》传统之余绪,太宗之拒,可见其"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至贞观十六年"斗米三钱"之治,已臻《管子·治国》"粟多则国富"之境。太宗"使比屋恣其耕稼"之策,暗合《孟子》"制民之产"的理想。其言"不听管弦而乐在其中",恰是《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帝王之欲,百姓所不欲者,不能适其欲"的生动注脚。

要之,此篇以农政为枢机,贯通儒道两家治国理念:于儒家则见"民为邦本"之仁政,于道家则显"清静无为"之妙谛。太宗"慎终如始"之戒,尤可为后世执政者药石。当今之世,虽无"吞蝗"之举,然"不夺农时"之理,未尝不是乡村振兴战略之古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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