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22慎言语诗解1言利百姓君言有失人皆见之损德千载

《贞观政要》卷22慎言语诗解1言利百姓君言有失人皆见之损德千载

题文诗：
贞观二年,太宗谓于,侍臣曰朕,每日坐朝,

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

如是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

杜正伦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

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有,

乖于道理,则千载累,损于圣德,非止当今,

损于百姓,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君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枢机,

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

成其耻累,况万乘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

其所亏损,至大甚之,岂同匹夫?我常以此,

引以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

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以于,宫中照夜.

所司遽遣,数千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之侧,

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徵对曰:人君者居,

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蚀,

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也.老子有曰: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谨言慎行,言必有方,心口一如,听言观行.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我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起居注史官杜正伦进言道：“君主办什么事，讲什么话都要记录在起居注里。我的职务是兼修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常理，那么，即使在千年之后都会损害陛下的圣德，所以这不仅仅只会对当今的百姓造成损害。希望陛下慎重。”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赏赐他彩色绢帛一百段。

《原文》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徵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译文】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因此，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记住，遭到耻笑损害，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决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君主岂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刚到甘泉宫的时候，那里秀丽的山水泉石让他称心如意，但他却责怪没有萤火虫，便下令说：'捕捉一些萤火虫到宫里来，以供晚上照明用。’于是，主管部门马上派几千人去捕捉，后来从各地送来五百车萤火虫到宫中。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事？”魏徵回答说：“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行为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人人都能看见。陛下的确应该有所警戒啊。”

《贞观政要》卷二十二〈慎言语〉章解义

唐太宗于贞观二年对侍臣所言"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实为帝王慎言之圭臬。此语深契《周易·系辞》"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之旨，更与《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相表里。太宗以"不敢多言"自警，非怯于言辞，乃深明"君无戏言"之重也。

杜正伦所对"君举必书"，典出《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言揭示古代史官制度之精髓：帝王言行皆载青史，如《春秋》笔削，一字之褒贬而荣辱系焉。太宗深谙此理，故每出言必虑及"损德千载"之后果，此即《尚书》"惟口出好兴戎"之诫也。

考慎言之道，其要有三：一曰"言利百姓"，如《孟子》"民为贵"之实践，非徒沽名；二曰"言必有中"，合于《论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标准；三曰"寡言重诺"，暗合《老子》"多言数穷"之智。太宗之慎言，非仅个人修养，实为治国要术，盖因"天子无戏言"（《吕氏春秋》语），一言之出即关天下休戚。

今观此章，犹见太宗以史为镜之智。昔桀纣失道，言出而民叛；文景之治，慎言而邦宁。故《韩非子·难言》云："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太宗深戒于此，其"不敢多言"之态，恰是《易经》"吉人之辞寡"的帝王诠释。后世为政者当以此为法，须知庙堂之语，皆系苍生之命，可不慎乎？

《贞观政要》卷二十二〈慎言语〉章解义

（唐）吴兢 撰
国学后学 谨释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之言，实为千古帝王慎言之圭臬。其云"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此中深意，当从三端阐发：

一、 人君言动之重
《礼记·缁衣》有"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之训，太宗"不敢多言"之诫，正与此圣教相契。帝王一言，非独关乎一时政令，实系天下视听。故《周易·系辞》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太宗临朝慎言，实知言语乃风化之源。

二、 史官记注之制
杜正伦"君举必书"之对，深得古史传统精髓。《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太宗时起居注制度尤严。昔齐太史兄弟殉职以存"崔杼弑君"之笔，可知帝王失言非但损德当时，更将遗讥竹帛。此正合孔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之戒。

三、 利民为本之旨
太宗以"百姓利益"为出言准的，实本《尚书》"民惟邦本"之训。管子云"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人君言利百姓，则政教自然周洽。观贞观初年诏令，如《赈关东等州诏》皆字斟句酌，足证其慎言非徒自保，实为践行"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之治道。

结语：
慎言之道，小则为修身之要，大则为治国之纲。太宗以"损德千载"为惕，非唯明君之智，更见圣王之忧。今人读此，当思《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之警，无论居位与否，皆当以"言忠信"（《论语·卫灵公》）自持。盖言语者，君子之枢机，岂可不慎乎？

（全文计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