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17诚信诗解3不信害霸佞人不听善善恶恶审罚明赏

《贞观政要》卷17诚信诗解3不信害霸佞人不听善善恶恶审罚明赏

题文诗：

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其必在于,内外无私,

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

无以事上,信道大矣.昔齐桓公,问管仲曰:

吾欲使酒,腐于爵内,肉腐于俎,无害霸乎?

管仲曰此,非其善者,无害于霸.桓公曰何,

而害霸乎?管仲对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

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

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于霸也.晋之中行,

穆伯攻鼓,经年弗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

间伦知之;请无疲其,国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应,左右问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

而鼓可得,君奚不取?穆伯谓曰:间伦为人,

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不赏之乎?

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

之士舍仁,而为佞邪.虽得鼓国,将何用之?

穆伯虽为,列国大夫,管仲霸者,良佐犹能,

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

大君应千,龄之上圣,可使巍巍,至德之盛,

将有所间?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君必,

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

然后善善,而能恶恶,审罚明赏.小人绝其,

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

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

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期,或未可保,

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太宗览疏,叹曰若不,

遇公何由,得闻此语!是非分明,任贤远佞.
《原文》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①，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注释】

①啬（sè）夫：掌诉讼赋税的地方官。

【译文】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

《原文》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①，将何望哉！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注释】

①永锡祚胤：锡，赐。祚，皇位。胤，子孙后代。这里的意思是把帝位长久传下去。

【译文】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贞观政要》卷十七论诚信第三篇，以齐桓公、管仲、中行穆伯三则典故，深刻阐明了"信为政本"的治国要义。本文试析其精微，以明圣王之道。

一、君臣相待以诚的政道根基
文中开宗明义："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此语直指政治伦理的核心。管仲四论害霸之由，层层递进：不知人、不任用、不信任、使小人参之，最终皆归结于"信"字。齐桓公问酒肉腐坏是否害霸，管仲对曰此非善政却无害霸，反衬出失信方为根本之害。这种对比手法，凸显了诚信在政治运作中的核心地位。

二、远佞用贤的用人智慧
中行穆伯攻鼓之例尤具深意。馈间伦以"不折一戟"之利诱之，穆伯却洞察其"佞而不仁"的本质。此处"佞"字当解为巧言令色之态，"不仁"则是背离儒家核心价值。穆伯所虑者，非一城之得失，而在"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的政风败坏。这种将道德考量置于功利之上的抉择，体现了《论语》"举直错诸枉"的用人原则。

三、贞观君臣的治道实践
魏徵在奏疏中将历史经验提升至"为四海之大君"的治理高度。其提出的"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四维，实为儒家德治思想的精要。文中"善善恶恶"二句，化用《荀子·强国篇》，强调明辨是非方能实现"无为之治"。这种将诚信伦理与制度运作相结合的思路，正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

唐太宗"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的感叹，揭示了贞观盛世的生成逻辑：君主虚怀纳谏与臣子竭诚进谏的良性互动。文中"审罚明赏"的法治主张，与"信道大矣"的德治理念形成互补，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中德刑并用的完整图景。

要之，本篇通过历史镜鉴，构建了以诚信为枢纽的治国理政体系。其中蕴含的"任贤远佞""赏罚分明"等思想，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仍具启示意义。读史至此，愈觉《周易》"忠信所以进德"之言，诚为不刊之论。

《贞观政要·诚信篇》诠解：君臣相契之道与霸业兴衰之鉴

《贞观政要》卷十七论诚信，直指为政之本。魏徵引齐桓公与管仲之对答，剖陈“上下相疑，国将不国”之理，其言曰：“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此语非独君臣纲纪之要，实乃三代以降治道之枢机。

一、无私为信之基，相疑乃乱之始
文中谓“内外无私，上下相信”，此“无私”二字尤为切要。昔齐桓公问霸业于管仲，管仲对以“不能知人”“知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三害，终言“虽信而使小人参之”为害霸之尤。盖君臣之际，若心存私隙，则赏罚失明，佞幸得逞。贞观初年，太宗每以“兼听则明”自警，正为杜此弊也。

二、审罚明赏，以“善善恶恶”立信
魏徵举管仲“知恶不去，佞人不去”之诫，申明“审罚明赏”之效。管子之论，非徒责君之明察，更在制度之公：赏必加于善，刑必惩于恶，则民知所趋避。贞观之治，赖此道而行。如太宗敕令“死刑五覆奏”，又严惩贪渎，皆以彰信于天下。若罚赏无章，则民疑法不信，此《韩非子》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之反照。

三、佞人不听，以“信道”固国本
篇末点出“信道大矣”，直指霸业与王道之别。齐桓虽称雄一时，终因易牙、竖刁之谗而身死国乱，恰证“不信之害”。贞观群臣屡谏太宗远佞人，实以史为鉴。盖佞言似忠而实逆，若君心稍移，则“善善恶恶”之衡必倾。故魏徵强调“不听”二字，非拒谏也，乃辨忠奸以存信义。

结语
《贞观政要》此篇，以齐桓之覆辙警后世：国之所恃，非兵甲之盛，而在君臣以诚相济。太宗尝叹：“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今读管仲三害之论，犹见贞观君臣惕厉之心。治道虽古今异宜，然“信”之一字，终为天地之常经。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贞观政要》原文脉络，融贯管仲、韩非诸子之说，兼引贞观史实例证，以“无私—明赏—去佞”三阶递进，阐发诚信为政之体用。

《贞观政要·诚信篇》诠解：君臣相契之道与霸业兴衰之鉴

《贞观政要》卷十七论诚信，以齐桓公、管仲之对答为枢机，剖陈“上下相信”为治国之本。其文曰：“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此语直指君臣共治之核心——无私则公，相信则通。若上疑下诈，则政令壅塞；下欺上蔽，则纲纪隳颓。管仲所谓“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实为千古霸业存亡之镜鉴。

一、 “不信”之害：霸业倾覆之由
齐桓公之霸业，成于信管仲，亦败于疑管仲。桓公初以国政委之，终致九合诸侯；晚年却任竖刁、易牙等佞人，致身死国乱。此即《政要》所警：“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君臣相疑，则贤者退而小人进。管仲临终谏桓公远佞人，而桓公不能听，终陷“恶恶不能去，善善不能用”之困局，可见“审罚明赏”若失诚信之基，徒具虚文而已。

二、 “善善恶恶”之真谛：去伪存诚
《政要》引《尚书》“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申明人君须以诚化下。所谓“善善恶恶”，非仅表面之赏善罚恶，而在心术之正。李世民尝言：“王者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若君主以权术御下，则臣工必以巧诈应之。如隋炀帝性多猜忌，虽口称“尧舜”，实则“言同而心异”，终致众叛亲离。贞观之治，正以“推诚待物”为圭臬，方成“君臣一体”之局。

三、 “审罚明赏”之实践：信赏必罚
诚信之道，须落于制度。魏徵曾谏太宗：“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此即“审罚明赏”之要义。若赏罚失据，则民疑法不信；若言行相悖，则令出而人不从。昔诸葛亮治蜀，虽廖立、李严被黜而无怨，盖因“开诚心，布公道”。贞观朝亦效此法，故能“官民共守其信”，此乃《政要》所谓“信之为道大矣”之实证。

结语：诚信为政之现代启示
《贞观政要》之论诚信，非徒述史事，更为后世立镜。今之治政者，当思“佞人不听”之戒，悟“善善恶恶”之真，以无私之心行公正之制。若上下相蒙，则国必衰；若君臣相孚，则业可兴。管仲之智、太宗之明，皆在“信道”二字——此乃华夏政道之精髓，亦今人可汲之深泉。

（全文约780字）

注：本文依《贞观政要》原文脉络，结合齐桓公、唐太宗史实例证，阐发“诚信”为君臣共治之基。语言力求简古，以符“国学大师”之专业文风，并控制在800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