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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厉:中国需对真理进行二次讨论：破除真理的主体性，确认人民的主体性(1)1基督教在西方的失败，其根源就在更严重的教条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根源也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因素。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中国存在，根源是，中国文化中存在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因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反教条主义。弱化甚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中教条主义中不利因素，而保留和发挥其中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利因素。
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去教条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和美国西方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不同，西方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而中国的则是去教条化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却不知中国也同时拯救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就基本在世界销往了。同样，大家也都知道改开后，中国从美国西方所引入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功实现经济居崛起，也可以算一次对中国的拯救，但是却不知道，在资本主义某些制度帮助和拯救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拯救资本主义。
中国从西方所引入的资本主义，象从苏联所引入的共产主义一样，都中国化了，也都在实践上去教条化了。经过去教条化后，僵化的教条主义成分被过滤和屏蔽，只留下其有用性的技术因素：资本主义可以促进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共产主义可以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和正义。这样中国既得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处，同时又避免了其教条主义的僵化和愚昧，这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2苏联和美国西方都将“真理”奉为第一位，以真理为神圣，但中国文化却不以“真理”为神圣，又能力将真理将为此等地位。一旦真理被降到此等地位，真理便不成真理了。也就说，中国文化中存在消解真理系统的文化评判力。
我在前面的文章和视频中多次指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义理，中国文化是“义理文化”，而且是“义理-心性-人民”三位一体的，义理、心性、人民三者实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侧面。因此，中国文化的内核也是心性，也是人民，中国文化也是“心性文化”、“人民文化”。
这样在中国文化中，义理就是第一位的，义理高于任何专业技能，高于财富和势力。
评理、讲理的过程就是一个独立的思考的过程，义理是基于思考的，是思考的结果，也是思考的属性。反过来也成立：思考也是义理的属性。
“性”是心之性，即思考功能的属性。思考需要判断和选择，而判断和选择则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选择的标准，而人心则天然具备一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天然具备“善善恶恶”的选择能力和选择倾向。即人天生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同时又天然具备一些固定的思考和选择模式，形成善的判断和善的选择，最终形成善的行为，即合乎义理的行为。
人的外在的善的、合理、合礼的行为，是内在“心”的思考、选择的结果，根源心之性本善。孟子将其称之为“性善”，并具体构造了“心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心内在的、固有的四种属性，决定了人之外在行为的“仁义礼智”，即义理性。
社会秩序的建立应该基于人的心性，每一人充分发挥心性，独立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其行为自然是合乎义理的，从而就自然形成合乎义理的善的社会秩序。《大学》的“八条目”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展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传统学术、学问的核心就是在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不仅是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唯有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才是人的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现代西方所讲的以权力、财产为核心的独立和自由，是伪独立和伪自由。
？蔡厉:中国需对真理进行二次讨论：破除真理的主体性，确认人民的主体性(2)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义理人、心性人，每一个人都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义理的评判者。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石就是基于将心比心的协商而形成的共识，就是“仁”和义理。整个社会是由所有的个体人所组成，二人关系（仁）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所有的二人之间的共识，就是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中国文化也共识文化，中国社会就是共识社会，共识主义社会。
共识、义理就经过全体人民所评判的，为全体人民所认同的。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指出，义理就是“心之同然”。而“心之同然”又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心为产生相同的判断，会形成合乎公平正义的共识。二是，人心之所以会形成共识，根源在于人心中存在相同的结构、属性，即人性中存在相同和永恒的成分。“圣人”就是能够理解和发现人类之共识的人，即圣人能够通众人之心、人民之心。因此，“圣”的核心义项就是通。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心性主体，都是独立的心性能力、思考能力、评判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评判者。在心性层面，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心性都值得尊重，每一个的评判能力都值得尊重所有人的评判就形成人民的评判，这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共识，就是义理。民心就成为衡量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人民是唯一的评判者。所以有“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立和超强的文化评判力，其根源就是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特的义理性、心性性、人民性。最终承担这种评判的是所有心性独立的个人，所有心性独立的个人的全体就是人民。
归根结底，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立评判力，来自人民，是人民评判力，俗称“民心”。
在中国文化中，唯有人、人民是主体，而人是心性人，人民是心性的人民，心性之位、民心之外的一切都是“物”，地必须接受人民的思考和评判。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人民、民心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必须接受人民的评判，必须服从、服务于人民。
这意味着，中国在文明伊始，就实现了彻底的、真正的理性，是基于人心心性的，义理式的，人民理性。在心性、义理之外，在民心、人民之外，不会虚构任何的超越性的、迷信的神圣概念，这些虚构的概念创造和决定世界。既不会虚构人格化的神灵，也不会虚构非人格化的哲学实体以及真理。
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存活空间。中国文化是天然的反教条主义的、反意识形态的，不仅反宗教神学的，也反半宗教的哲学真理和科学真理的。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科学，其底层思维都是真理，是基于真理的知识系统，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因素，同时也包含着有用性的技术因素，包括制度性技术和产品性技术，凭借着基于义理的独立的文化评判力，中国能够对它们优缺点正确识别，在实践上吸收其技术有用性，摒弃其真理式的教条主义成分。因此，当它们被引入中国后，也同时被改造了，被中国化了。中国化具体就是义理化、人民化，废掉其虚构的真理教条，将其技术的应用合乎义理，服务于人民。
3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述中，是人民缺位的，也是评判者缺位的，真理在实践中会自动呈现出真理性，无需谁来评判，无需评判者，当然也无需人民来充当评判者。在这个表达式中，人和人民是不具备主体性的，具备主体性是真理，虚构的真理。一如在宗教时代，人没有主体性，唯有神才具备主体性。
西方文明和中国中国的核心差异就在于，西方文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或者否定人的主体性，而迷信和错误地将主体性赋予给虚构的神灵和真理。从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上来说，无论古代的神学体系，还是现代的科学体系，都是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而肯定神灵和真理这些虚构之物的主体性。而中国文明则认为只有人、人民才具备主体性，人之外的任何之物，都不具备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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