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前言及引論2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夸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着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着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着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徵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多。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引論之精義闡微

錢賓四先生於【國史大綱】引論中提出"國史寫作當以民族文化個性為本"之卓見，實為解構近代史學困境之鎖鑰。其以運動家年譜為喻，揭示歷史書寫須把握"特殊環境與事業"方能顯發"精神與面相"之論，乃對機械套用西方史觀者之深刻針砭。今試析其要義三層：

一、 歷史書寫之本體論困境
先生指陳近代治史三派之弊：記誦考訂派溺於瑣碎，宣傳革新派空疏無根。雖制度、思想、經濟三者構成歷史基本框架，然若以西方"社會經濟為基，政治制度為頂"之模式強加國史，猶為足球家作傳而盡錄音樂賽事。此弊在近代"專制黑暗論""思想束縛論"等論斷中尤為顯著——非中國歷史本相昏暗，實因觀察者執西洋三稜鏡而視華夏文明。

二、 文化個性之雙向認知途徑
先生提出"個性—環境—事業"三維認知模型：網球家之價值必於球場而非歌劇院顯現，中華民族之精神亦當於自身歷史場域中求證。此論暗合【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之道，既反對歷史相對主義，亦否定單一進化史觀。如漢唐之政治創製非西歐封建制之變體，宋明理學亦非宗教改革之雛形，皆為中國文明應對自身課題之獨特方案。

三、 比較史學之方法論警示
以大憲章、人權革命等西史標杆量度中國，猶責松柏不具牡丹之姿。先生未否認比較價值，然強調比較前提當是"各美其美"：中國御史制度之監察功能、科舉流動之社會機制、士人"道統"抗衡"政統"之傳統，皆為西方憲政史所未見之智慧。若以"有無國會"為判准，則猶論網球技藝而以進球數為衡，其謬自顯。

今日重讀此篇，尤覺其預見性。錢先生早警示"削足適履"式史學之害，今之"全球史觀"若不能立足文明主體性，恐復蹈"為音樂家編纂網球年鑑"之轍。治中國史者，當如先生所言，於王朝更迭處見制度韌性，在思想嬗變中觀價值延續，從經濟變遷裏察文化調適，方得"於特殊性中見普遍性"之三昧。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錢賓四先生此論，非獨史學方法之革新，實為中華文明精神之正名。讀史者若能從此處着眼，庶幾可免"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之惑矣。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之方法論芻議

錢賓四先生於【國史大綱】引論中，以「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為叩問，直指國史書寫之根本難題。其辨章近代史學派別之得失，進而提出「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核心命題，實為治史者不可迴避之方法論自覺。今試就此申論三義，以明其要。

一、 「三層次」框架之批判與超越
錢氏指出革新派所重「社會經濟—學術思想—政治制度」三層結構，雖能粗具歷史輪廓，然若機械套用，則易陷於「主客失序」或「平等同視」之窠臼。此論實暗合章實齋「六經皆史」「因事命篇」之旨。蓋歷史本為有機整體，制度、思想、經濟三者本相涵攝，若強分畛域，則如剖活體而觀其臟腑，雖見其形質，而生氣已絕。錢氏以運動家年譜為喻，正謂史家當如良醫，必察其氣血運行之整體脈絡，而非執解剖刀以炫技。

二、 「個性論」與歷史主體性之重建
「個性」之說，實為錢氏史學之樞機。其強調「特殊環境與事業」中體認民族精神，實承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傳統，而揚棄西方史觀之普遍主義傾向。譬若論漢唐之氣度，必於塞外風煙、絲綢駝鈴間見其開拓；言宋明之精微，當在書院弦誦、理氣辯詰中識其內斂。此非謂拒斥比較視野，而旨在警示：若以足球規則裁判網球賽事，則民族歷史之「自體性」將湮沒於他者話語之中。

三、 循環認知與史家之主體修養
錢氏謂認識國史個性需「循環反覆」，此語尤具深意。蓋歷史研究本是主客交融之過程，恰如朱子格物致知，既需「即物窮理」，亦須「反躬自省」。史家若僅堆砌制度條文、經濟數據，而無「溫情與敬意」（語出【國史大綱·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則如觀畫而僅數其顏料顆粒，終不得其神韻。故錢氏方法論之終極指向，實為一種「生命的史學」——既需考據之嚴謹，更待詮釋之通達。

要之，錢穆先生於此篇引論中，非僅提供編纂體例，實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樹立一精神路標。其以「個性論」破線性史觀，以「循環認知」矯實證主義之弊，今日讀之，猶見其「為往聖繼絕學」之苦心。學者若循此而進，或可於「從何說起」之困惑中，得見「何以這樣說」之明悟。

錢穆先生於【國史大綱】引論中所提出的『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之問，實為治史者根本之困惑。其所指涉者，非僅史料浩繁之技術難題，更是史識與史觀之抉擇。錢先生以『記誦考訂』與『宣傳革新』二派為對照，指出前者易流於泛濫無歸，後者常陷於空洞無物，實乃深中近代史學方法之弊。

尤具卓見者，乃其以『運動家年譜』為喻，闡明歷史書寫須以理解國家民族之『個性』為核心。此一比喻，實將歷史研究從機械的物質決定論或僵化的制度羅列中解脫出來，轉而強調精神與面相之把握。錢先生所謂『個性』，非指孤立之特徵，而是貫穿於民族全部歷史中的獨特精神氣質與發展脈絡。此種精神，必於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漸次展開，而又反過來塑造環境、成就事業。此即文化與歷史之辯證關係。

近代學人每將歷史剖為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社會經濟三層，雖具分析之便，然若機械割裂，則易失歷史生命之整體性。錢先生雖未直接否定此框架，然其主張『於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實已超越分層之局限，而直指歷史主體之精神自覺。此與德國歷史主義學派如蘭克所謂『把握時代精神』雖有神似，然錢氏更重文化生命之延續性與獨特性，深植於中國儒學『明體達用』之傳統。

故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史學方法，乃是一種以文化生命為核心的整體史觀。其目的不在簡單地考據事實，亦不在空洞地鼓吹革新，而在通過理解歷史之『個性』，認識民族精神之形成與表現。此種方法，要求史家兼具理性之分析與同情之了解，既見樹木，亦見森林。

今日重讀【國史大綱】引論，錢先生之詰問依然振聾發聵。治史者若不能把握一國之特殊精神個性，則縱有浩繁著述，亦難免隔靴搔癢。真正之國史書寫，必始於對民族文化生命之尊重與理解，終於對其精神面相之深刻展現。此乃錢穆先生留給後學之最重要啟示。

以上內容基於我對錢穆先生著作的理解，力求體現其重視民族精神與文化個性的史學思想。如有不足之處，還請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