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及引论2

五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

　　 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凿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七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八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多。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之精义阐微

钱宾四先生于《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出"国史写作当以民族文化个性为本"之卓见，实为解构近代史学困境之锁钥。其以运动家年谱为喻，揭示历史书写须把握"特殊环境与事业"方能显发"精神与面相"之论，乃对机械套用西方史观者之深刻针砭。今试析其要义三层：

一、 历史书写之本体论困境
先生指陈近代治史三派之弊：记诵考订派溺于琐碎，宣传革新派空疏无根。虽制度、思想、经济三者构成历史基本框架，然若以西方"社会经济为基，政治制度为顶"之模式强加国史，犹为足球家作传而尽录音乐赛事。此弊在近代"专制黑暗论""思想束缚论"等论断中尤为显著——非中国历史本相昏暗，实因观察者执西洋三棱镜而视华夏文明。

二、 文化个性之双向认知途径
先生提出"个性—环境—事业"三维认知模型：网球家之价值必于球场而非歌剧院显现，中华民族之精神亦当于自身历史场域中求证。此论暗合《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道，既反对历史相对主义，亦否定单一进化史观。如汉唐之政治创制非西欧封建制之变体，宋明理学亦非宗教改革之雏形，皆为中国文明应对自身课题之独特方案。

三、 比较史学之方法论警示
以大宪章、人权革命等西史标杆量度中国，犹责松柏不具牡丹之姿。先生未否认比较价值，然强调比较前提当是"各美其美"：中国御史制度之监察功能、科举流动之社会机制、士人"道统"抗衡"政统"之传统，皆为西方宪政史所未见之智慧。若以"有无国会"为判准，则犹论网球技艺而以进球数为衡，其谬自显。

今日重读此篇，尤觉其预见性。钱先生早警示"削足适履"式史学之害，今之"全球史观"若不能立足文明主体性，恐复蹈"为音乐家编纂网球年鉴"之辙。治中国史者，当如先生所言，于王朝更迭处见制度韧性，在思想嬗变中观价值延续，从经济变迁里察文化调适，方得"于特殊性中见普遍性"之三昧。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钱宾四先生此论，非独史学方法之革新，实为中华文明精神之正名。读史者若能从此处着眼，庶几可免"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之惑矣。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之方法论刍议

钱宾四先生于《国史大纲》引论中，以「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为叩问，直指国史书写之根本难题。其辨章近代史学派别之得失，进而提出「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核心命题，实为治史者不可回避之方法论自觉。今试就此申论三义，以明其要。

一、 「三层次」框架之批判与超越
钱氏指出革新派所重「社会经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三层结构，虽能粗具历史轮廓，然若机械套用，则易陷于「主客失序」或「平等同视」之窠臼。此论实暗合章实斋「六经皆史」「因事命篇」之旨。盖历史本为有机整体，制度、思想、经济三者本相涵摄，若强分畛域，则如剖活体而观其脏腑，虽见其形质，而生气已绝。钱氏以运动家年谱为喻，正谓史家当如良医，必察其气血运行之整体脉络，而非执解剖刀以炫技。

二、 「个性论」与历史主体性之重建
「个性」之说，实为钱氏史学之枢机。其强调「特殊环境与事业」中体认民族精神，实承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传统，而扬弃西方史观之普遍主义倾向。譬若论汉唐之气度，必于塞外风烟、丝绸驼铃间见其开拓；言宋明之精微，当在书院弦诵、理气辩诘中识其内敛。此非谓拒斥比较视野，而旨在警示：若以足球规则裁判网球赛事，则民族历史之「自体性」将湮没于他者话语之中。

三、 循环认知与史家之主体修养
钱氏谓认识国史个性需「循环反复」，此语尤具深意。盖历史研究本是主客交融之过程，恰如朱子格物致知，既需「即物穷理」，亦须「反躬自省」。史家若仅堆砌制度条文、经济数据，而无「温情与敬意」（语出《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则如观画而仅数其颜料颗粒，终不得其神韵。故钱氏方法论之终极指向，实为一种「生命的史学」——既需考据之严谨，更待诠释之通达。

要之，钱穆先生于此篇引论中，非仅提供编纂体例，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树立一精神路标。其以「个性论」破线性史观，以「循环认知」矫实证主义之弊，今日读之，犹见其「为往圣继绝学」之苦心。学者若循此而进，或可于「从何说起」之困惑中，得见「何以这样说」之明悟。

钱穆先生于《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提出的“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问，实为治史者根本之困惑。其所指涉者，非仅史料浩繁之技术难题，更是史识与史观之抉择。钱先生以“记诵考订”与“宣传革新”二派为对照，指出前者易流于泛滥无归，后者常陷于空洞无物，实乃深中近代史学方法之弊。

尤具卓见者，乃其以“运动家年谱”为喻，阐明历史书写须以理解国家民族之“个性”为核心。此一比喻，实将历史研究从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或僵化的制度罗列中解脱出来，转而强调精神与面相之把握。钱先生所谓“个性”，非指孤立之特征，而是贯穿于民族全部历史中的独特精神气质与发展脉络。此种精神，必于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渐次展开，而又反过来塑造环境、成就事业。此即文化与历史之辩证关系。

近代学人每将历史剖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三层，虽具分析之便，然若机械割裂，则易失历史生命之整体性。钱先生虽未直接否定此框架，然其主张“于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实已超越分层之局限，而直指历史主体之精神自觉。此与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如兰克所谓“把握时代精神”虽有神似，然钱氏更重文化生命之延续性与独特性，深植于中国儒学“明体达用”之传统。

故钱穆先生所倡导的史学方法，乃是一种以文化生命为核心的整体史观。其目的不在简单地考据事实，亦不在空洞地鼓吹革新，而在通过理解历史之“个性”，认识民族精神之形成与表现。此种方法，要求史家兼具理性之分析与同情之了解，既见树木，亦见森林。

今日重读《国史大纲》引论，钱先生之诘问依然振聋发聩。治史者若不能把握一国之特殊精神个性，则纵有浩繁著述，亦难免隔靴搔痒。真正之国史书写，必始于对民族文化生命之尊重与理解，终于对其精神面相之深刻展现。此乃钱穆先生留给后学之最重要启示。

以上内容基于我对钱穆先生著作的理解，力求体现其重视民族精神与文化个性的史学思想。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