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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副”，有“符合”之意，如名副其实。人为要“副”“天数”，就是指人道法天嘛。
董仲舒天人感应
董仲舒提出这个学说，首先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的。 三代是宗法制，其时的人道，称为王道，这里的王道有民本、亲亲、忠孝、华夷分辨等。 西周以前，王道王权的正当性，寄托于“祭祀”“宗庙”之上，可以说是天赋王权；西周开始，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化，王权被解释为“民授”，文王演绎周易，从天道、人事上阐述了事物演变规律，而且人事的因素比重更大。 春秋时期，王道正在沦丧，孔子提出德政，指出“辟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这其实是对周朝王道的系统化论述，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的发明在于对仁义忠孝等概念内涵的系统性关联解释。 《论语》开章就提出“学而时习之”，奠定了儒学的辨证思维：“知行合一”。在《十翼·系辞》里更是一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性“人道法天”：“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也有人说《十翼》作者不是孔子，这个不重要，《易传》作为儒学经典，是儒学的基础理论来源之一。 “知行合一”“人道法天”是华夏传统文化里独有的学说，深远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人文观。 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极致，王道思想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地摒弃。同时，子夏的学生，如荀子、庄子因于时势的影响（知行合一），其学说逐渐侧重于天道，荀子的学生融入（开创）于法家，而庄子则融入（开创）道家。法家辅佐秦国统一了六国，成立秦朝，此时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人道处于极度的反思中，秦始皇甚至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 秦朝一朝，只有“立”“衰”“破”三个阶段，并没有完整的“立兴盛衰破”五阶段。在这五个历史阶段中，衰、破、立三个阶段虽然短暂，往往只有三五十年，而兴起、鼎盛两大阶段动辄两三百年，但毕竟衰破立并不适用王道学说。 因此，经过战国、秦朝、汉立三个时期将近三百年（公元前447年－公元前150年左右）的洗礼，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于人道思想是陌生而排斥的。 在汉兴阶段，“仓禀足而知礼仪”，法律不足以规范官僚，于是提倡恢复儒学，但此时的儒学已经消失近三百年，而老庄之道大行天下，要恢复儒学，就要求儒学更侧重于天道。因此，董仲舒恢复的儒学，更强调了天道，比如王权天赋，一反西周出现的“民授”思想，回归了商朝以前的“天赋”、“神赋”。 而天的指喻，已经不再是祖先之神（巫、占卜），而是侧重于各种天象，天数。这就是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的历史背景。 “人副天数”之说，对儒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春秋时期儒学的王道，变成了人道。毕竟不是封建制度，虽然汉朝仍有一定的封建，但是郡县制度更为广泛；其次，春秋时期儒学的道统“民本”，变异为“天数”，宋明理学就是强调人的天性，礼义的天理；再次，春秋时期的儒学，由人性及民本，而此后的儒学，止于人性，也就是人道，并借“天数”之名，固化、标准化“人性”，并由此超越了春秋时期的“礼不下庶民”，逐渐形成教条般的礼仪形式，用于规范约束人民。 春秋时期的儒学，人性伦理学说是用于士大夫以上阶层的，并由上化下，就是要士大夫言行感化庶民，并以民生为终身奋斗理想，这就是“民本”的原本涵义。 明代出现陆王心学，也不奇怪，由于“天数”与宗教上的“上帝”近似。“性”又与“心”相关，性学偷换成心学，自然就与佛教挂钩了。 以上的论述太简陋，许多论述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也是篇幅所限了，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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