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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三国杂论·之廿一·三国之主各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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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扬鸿 發表於 2020-7-9 16:1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风言刘禅之绯闻,亦只刘琰传载:『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刘琰妻入贺太后,太后留之经月,琰以妻胡氏貌美,怕被后主看上,竟疑妻与后主有私情,鞭挝妻子五百,何妒狠也!且用鞋子打其面。胡氏恨之,告琰,琰以此下狱,又被人弹奏,琰竟以此斩于市。甚矣,妒恨惹此风波,夫妻成仇,琰以陨命!后主处置亦过矣。 刘禅除杀李邈,则刘琰也,及杨仪。

汉高祖、光武帝皆统一天下,而曹操、刘备、孙权只成鼎足之业者,何也?势不同也,高光乘秦莽之虐,起兵正,逐鹿天下无忌也;汉末桓灵虽昏,阉宦毒民,而非君之暴也,未若秦莽之虐,曹操之雄,犹假汉帝之名,刘备、孙权亦以辅汉自居。汉末同于衰周,群雄并起,而未有公然反汉者,献帝似于赦王,虽微弱,而未有敢行弑逆者,名为天下共主。战国汉末虽乱,而未有敢弑共主者也,弑之,则为众矢矣,董卓之为群雄所指也。谯周〖仇国论〗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日,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可为文王,不可为汉祖,明见也。

高光之臣多才,所遇之敌虽强,而人才远少于己,项羽勇有余,谋不足,可以智取,有一范增不能用,雄俊韩信、彭越、英布、陈平皆归汉祖,高祖以纵横之略胜之,光武所逢之敌多,而皆无雄才,谋臣勇将皆不足侔。三国之主,则智勇相齐,各相牵制,人才相侔,各有所穷。曹操多勇将,智谋之士,亦有守御之相,骁将如曹仁、张辽、乐进、徐晃,操之所欲取,皆能攻之;谋士兼守相如荀彧为曹操出谋,守后方,居中持重,又多举荐人才,张良而兼萧何之任也,操之所忧,彧能安之;谋士荀攸、程昱、董昭、郭嘉、刘晔皆一时之选也,操之所不及,攸等能补之,故纵横天下,多能克敌制胜,有大败而不亡。然乏帅才,战胜攻取,多操所率,有操统率,将多易克敌,无操之率,则鲜不覆败,取天下,多以己之谋力,无帅以代之。夏侯渊为将骁勇,以督张郃、徐晃守汉中,则为刘备所袭而死;曹仁之勇,或称贲育不过,屯樊镇荆州,则为关羽所围,赖徐晃相救而出,自守不足,而况攻取!于是操之宏图穷矣。光武之取陇蜀,有吴汉为帅攻之,无光武自劳,而操垂死犹自亲征,亲征关羽,恐徐晃不能救曹仁也。操无有能代己者,而操王也,非可常为帅也。非如高祖之幸,有韩信、彭越为帅,与高祖联合夹击项羽,谋有张良、陈平,将有周勃、灌婴、樊侩,帅有韩信、彭越,守有萧何,而敌无之,虽不欲一天下,不可得也。

操无可用之大帅,夏侯渊、曹仁皆不称帅之职,司马懿虽有帅才,而资望不足,不能重用。操无帅才,而孙权多有之,周瑜、吕蒙、陆逊是也,为权走曹操、禽关羽、败刘备,可堪帅之任也,使操得其一,统一天下有余矣。若无刘备、孙权,唯袁绍为劲敌,亦足取天下也。吴之多帅,非魏所及,勇将亦略与之齐,甘宁可匹张辽,而少谋士,有鲁肃而早死,无有能为孙权划天下之略者。权幸多帅而鼎足江东,传之最久,亦以亡张良之谋臣而不能进取中原也。

刘备有丞相如诸葛亮,善治军治国,有骁将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有谋士庞统、法正出奇计。而亦无大帅,刘备之占有荆州,攻取益汉,备之统领诸将也,关羽之勇,万众之中斩颜良,以为帅,守荆州,则败走麦城,失荆州。备独关张为将,而无智谋之士,治守之相,得徐州,而夺于吕布;有豫州,而破于曹操,乃困顿无据,数依诸侯,自得诸葛亮,而得据荆州,然犹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得庞统、法正而攻取益汉,遂可纵横莫制。然统正早死,修关羽之忿伐吴,无智谋之士相佐,败于夷陵,惨败,耻恨而死,而蜀汉不可复兴矣。蜀之后,亦乏骁将,屡兴师北伐,而不得寸土也。

三国之主,智勇略相齐,用人略相侔,人才略相敌,魏虽据中原而强,人最多,而处四战之地方,其势迫,拒蜀又须防吴,吴蜀虽偏,而有长江蜀道之险,易守也。故互有胜败,而不能相灭。三国多英雄智勇之士,曹刘孙不能兼得天下英才,而不相统一,诚多势也,命也。

为曹操计者,修文德宽刑敛以怀吴蜀,培养帅才

而徐图进取,如光武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或可一天下,荀彧、傅干尝建议之,而操不能用也。为刘备计者,如文王,息兵安民,专心治守,涵育人才,广农桑,多生养,物阜民丰后,待魏之兴土木劳民,多内争相杀,吴之暴虐失民而取之,或可一天下。雍茂劝备缓之,而备杀之。为孙权计者,倾心以待智谋之士,招纳贤俊,一心联蜀灭魏,或可图之,而擒杀关羽,败吴蜀之盟,除曹氏之患,又未能应机合诸葛夹击曹魏也。

逮曹氏衰,政去公室,蜀之人才凋落殆尽,吴亦无大将,司马氏乘曹氏之苛政,而务宽大,用贤恤民,任贤使能,以篡魏灭蜀并吴,卒一天下者司马氏,得人莫敌也。然司马炎无长治之略,遗五胡之乱,合而复分,非英雄也。惜无高光之主,而英雄穷于三国之争,不复出矣。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方『陶扬鸿文集』查阅下文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你我成成 發表於 2025-6-11 20:53 | 顯示全部樓層
《三国鼎立之人才格局与君主局限刍议》

蜀汉刘琰一案,实为三国时期君臣关系之特殊案例。考《三国志·刘琰传》所载,此事折射出三国时期三大关键问题:其一,后主刘禅之执政风格确有失当,以"挝妻"之罪诛杀重臣,量刑过苛;其二,三国时期君臣猜忌之普遍性,刘琰疑惧实源于对君权之过度戒备;其三,女性在政治场域中之特殊处境,胡氏遭遇实为当时士大夫家族女性地位之缩影。此案导致"大臣妻母朝庆遂绝",实为政治伦理异化之典型表现。

论及三国之主成就局限,需从历史语境与人才结构双重维度剖析。高祖、光武之成功,确如谯周《仇国论》所言,在于"秦末鼎沸"之时势与人才优势。然三国鼎立之局,实源于三大关键因素:

其一,正统性约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兴复汉室"、孙权"保江东以观成败",皆受制于汉室余威。此不同于秦莽之际"天下共弃"之局,故三国之主皆需维持"辅汉"表象,如曹操终其生不敢称帝,孙权称帝亦待曹丕篡汉之后。此正如周室衰微而诸侯犹尊周礼,形成特殊之权力平衡。

其二,人才均势格局。三国之人才分布呈现奇妙之平衡:曹操帐下虽谋士如云(荀彧、郭嘉等),猛将如雨(张辽、徐晃等),然缺乏独当一面之帅才。观夏侯渊汉中败亡、曹仁樊城之困,可见曹魏"将"强而"帅"弱之弊。刘备得诸葛亮为萧何,有关羽、张飞为韩信,然荆州之失暴露战略纵深不足。孙权有周瑜、陆逊之才,然受制于江东地域局限。三家各有长短,遂成制衡。

其三,君主自身局限。曹操"将略非长"(陈寿评语),事必躬亲;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孙权晚年多疑。相较刘邦"将将之能"、光武"推心置腹",三国君主皆未能突破自身能力边界。尤以曹操为甚,其军事体系过度依赖个人统帅,致有"无操则败"之困,此正应王夫之《读通鉴论》"曹公之智,智于取利而不知取势"之论。

至若三国人才流动之特征,更显时代特殊性。韩信、陈平之弃楚归汉,在三国几无可能。诸葛亮"鞠躬尽瘁"、荀彧"以亡身殉节",反映士人效忠对象已从天下共主转向特定集团。此人才固化现象,实为鼎立格局难以打破之要因。

要而论之,三国之"势不同",非惟时势之异,更在人才结构之特殊平衡。三家各得人才之一端,而无兼收并蓄之机缘,遂使"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成为历史必然。此中教训,恰如王夫之所言:"时势移人,贤者不免",三国君臣皆困于时代牢笼,非尽人力之不逮也。
卧龙 發表於 2025-6-13 15:53 | 顯示全部樓層
《三国鼎立格局下君主统御之道的比较分析》

关于刘琰案这一历史公案,今试从礼法制度与政治生态角度析之。刘琰"挝妻弃履"之举确违《周礼》"夫妇有别"之义,然考《汉律》"殴妻"罪不至死,其弃市实因触犯"诬谤君主"之大不韪。后主处置虽严,实为维护皇室尊严的必然选择。此事折射出蜀汉政权"礼法并重"的治国特点,较之曹魏"名法之治"、孙吴"豪族政治"更具儒家伦理色彩。

三国鼎立之局的形成,实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战国策》"势位"之论观之,高祖、光武得"席卷之势",而三国之主仅具"割据之势"。细究其因:

其一,政治合法性建构差异。曹操"挟天子"实承《公羊传》"权变"思想,孙权"保江东"暗合《吴子》"守险"之道,刘备"兴汉室"则本于《春秋》"尊王"之义。三家皆需在汉室余威下寻求平衡,此正应《韩非子》所言"事异则备变"。

其二,人才结构存在根本差异。观曹操阵营,荀彧兼具张良、萧何之才确为特例。考《魏志》诸传,其谋士集团存在"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的结构性缺陷。如建安二十四年汉中之役,夏侯渊"恃勇轻敌"实因缺乏真正帅才,此恰印证《孙子兵法》"将能而君不御"的统御困境。

其三,地理经济制约显著。刘备据有益州却困于《禹贡》所称"厥土青黎"的农业局限,孙权保有江东而受制于《汉书》"火耕水耨"的开发程度。反观光武据河内、高祖有关中,皆得"天府之国"的战略支撑,此地理经济学视角实为关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国人才"相侔"现象本质是阶层流动的结果。《典论》载曹操"唯才是举"打破汉末豪族垄断,诸葛亮"取士不限其方"革新益州政治生态,孙权"纳鲁肃于凡品"开辟江东用人新途。这种竞争性人才制度反而造成彼此制衡,恰如《周易》"鼎卦"所示的三足对峙之象。

三家终不能混一宇内,非惟君主个人才具所限,实乃汉末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历史必然。谯周《仇国论》所谓"六国并据之势",正是对封建残余与新兴势力博弈的深刻认知。三家归晋的结局,恰验证了《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治国至理。
汤巫 發表於 2025-9-9 14:37 | 顯示全部樓層
《三国杂论·廿一》释疑:时势、人才与君主局限之辨

观阁下所论三国之主与高光之异同,甚有见地。然其中关涉时势、人才及君主自身局限诸端,尚有可申说之处。今试以刘琰之事为引,析而论之。

刘琰案实为窥探季汉朝局之微妙案例。建兴十二年正月,刘琰疑妻胡氏与后主有私,鞭挝弃遣,终致弃市。此事非独妒恨所致,更折射出蜀汉政权之深层矛盾。刘琰乃豫州旧臣,名位虽高实无实权,其“车服饮食侈靡”之态与诸葛亮峻切治国之风本不相容。胡氏入宫月余虽非常制,然“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之议,实为法理对宗室特权之制约。后主诛刘琰虽显严苛,然在诸葛亮北伐未竟、朝局敏感之时,此举或有维护宫廷清誉之需。大臣妻母朝庆遂绝,恰见蜀汉政权渐趋内敛之态。

至若三国鼎立与高光一统之异,诚如所言“势不同也”。秦莽之虐如疾风暴雨,天下土崩瓦解,故高光可放手逐鹿;汉末之衰则似久病沉疴,虽桓灵昏聩,然汉室四百年余威犹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兴复汉室”、孙权“保江东观成败”,皆需借汉室名分行事。此正如谯周《仇国论》所见:“既非秦末鼎沸之日,实有六国并据之势”。献帝虽弱,犹存共主之象征,董卓废立而天下共讨,袁术僭号而身死国灭,皆证汉室大义名分未泯。

然时势之外,人才配置尤为关键。高祖帐下韩信可将百万之师独当一面,萧何能转漕关中补给无穷,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才结构层次井然。反观曹操,虽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然荀彧镇后方可比萧何,郭嘉出奇谋略似张良,独缺韩信式可独当一面之帅才。夏侯渊“虎步关右”而败于定军山,曹仁“天人将军”而困于樊城,张辽威震逍遥津却终为守将之才。曹操每须亲征,非不欲假手于人,实无真正可托付全局之统帅。此非才之不足,乃人才结构之失衡也。

三国之主各具雄略:曹操善揽才而多疑,刘备能御人而地狭,孙权兼听明断而偏安。然三国人才呈动态均衡之势,诸葛亮六出祁山而司马懿坚壁不战,陆逊火烧连营而刘备秭归败绩,皆因对手皆一时人杰,非可轻易摧破。此即陈寿所谓“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之深意。

故三国之局,实为时势、人才与君主个人局限交织之果。高光之成功不可简单复刻于汉末,亦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君臣在历史约束中之艰难抉择,恰成其悲壮魅力所在。后世读史者当知时势异则治术殊,未可轻以成败论英雄也。

(全文约7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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