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斯:小人喻於利

論李斯之一

嘗怪李斯獻策於秦，輔秦成帝業，攘四夷，位極人臣，而後乃聽趙高邪說，廢嫡立庶，卒亂天下，身亦死於趙高之讒，何智於前而愚於後也！今而知李斯一功利之為心，其智也小人之智，其愚亦小人之愚，無前後之異也。

李斯

君子必辨義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義利者，善惡之所分，福禍之所由也。聖賢崇仁義，抑功利，為義利之辨者，所以存人道也。喻於義者，必上而升為君子，為聖賢；喻於利者，必下而流為小人，為夷狄，為禽獸。天下莫明於利害者，聖賢君子也，為其修仁義於內，處利害之外，而知之深，見之全也，小人之喻於利，惟知利之一端耳。君子知命，順受其正，身修德明，不立岩牆之下，君子之全也。君子之死也，盡其道而死，殺身成仁，非如庸人小人之桎梏而死也。故以殷紂之暴，而不能害文王；以趙鞅之狡，而不能殺孔子。趙鞅殺舜華，孔子聞之，嘆『物傷其類』，援車而返，明於仁義者必不蹈於害也。君子出處必正，不枉尺直尋，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豈如小人之惟利是視，不知仁義，歆於當前之利，而不計其後之害哉！若法家之慘刻，熏於功利，迷於富貴，能進而不能退，大抵皆不得其死，如商鞅車裂、李斯腰斬、張湯自殺，主父偃族誅，皆為利而生，為利而死也。

李斯之為楚上蔡吏也，以人之賢不肖譬如鼠之於倉廁，而慕功利富貴之心起矣。辭荀卿而去秦，以『詬莫大於貧賤，悲莫甚於窮困。』其不甘貧賤而欲富貴之心亟矣。秦王逐客而上書諫之，欲富貴之成也；及居丞相之位，長男為守，諸男皆尚公主，女悉配公子，富貴已極矣，雖知荀子『物禁太盛』之理，而不能稅駕者，溺於富貴而不能舍也。始皇死沙丘，聽趙高之邪說，廢殺扶蘇而立胡亥者，懼扶蘇之親蒙恬，而己之富貴不得保也。蘇子瞻以為使斯殺高以立扶蘇，其德於扶蘇，孰有過者，而蠱於高之說，身亦制於高，豈不愚哉！嗚呼！其愚也，知利不知義也，患得而患失也。惟慮其害，則昧於大體；惟患其失，則惑於邪謀，而為其所不欲為。雖知君臣之義，不可負始皇之託，而功利之念不敵忠義之心，忍為戕仁害義之事。當胡亥之淫虐，又諫不以正，乃曰明主『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心。塞聰揜明，內獨視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盡古今之不肖所不忍言，而昌言之無忌，畏死患失之心甚，而言之無所避也！勸行督責以媚二世，為持祿保身之術，秦政愈虐，天下已亂，方欲急諍，不亦晚乎！終不免於咸陽之腰斬，三族以夷，則其死也且不如荀息、伍員，而君子不哀其死。身死名毀，胥功利之心為害也！君子修仁義，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崇功利，而害將隨其後。故義利不可辨也，仁義必利，離義而為利，其利必害，可勿以為鑑哉！

而法家之慘刻，亦甚矣，商鞅、李斯之刑人，殺人也多矣，懷利以事君，勞心以成秦人之功，瘁力以快秦人之欲，惟求一旦之富貴。富貴已極，乃被誅夷之禍，受不韙之名，欲求逐犬而不得，何為也哉！主父偃之『生不即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心苟沉溺於富貴，則罔顧其他也！作法自敝，以此刑人而亦身受其刑，為天怒人怨之大慝，安能保於殘忍雄猜之主乎！

李斯為秦相，焚夫子之六經，壞周公之井田，使王道不復於後世，而多弊政。漢儒區區修補，而不體聖人之微言大義，以致君於堯舜；宋儒嘵嘵爭論，而不得聖學之全體大用，以成功如文武。王道既滅，不可復，漢唐略為小康，而繼之以篡逆盜賊夷狄之宰割，李斯之罪，上通於天！其受腰斬赤族之慘，非不幸也。而世儒多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以荀卿為之師也，師與弟子不同者多矣，豈可以徒之罪咎於師哉！且李斯雖學於荀卿，而所欲學者帝王之術也，非道也，史載斯為上蔡令而嘆廁鼠之不如倉鼠，而以自喻，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是其學也，出於功名富貴之心，非欲以成人明道也。

荀卿與李斯之不同也遠矣，荀卿法先聖，尊周孔、稱王道、述禮樂、重仁義，孟子以後戰國大儒也，雖立論有疵，而不失為聖人之徒。斯從之學，止於其術，而不知仁義之道，師徒之論有所不合矣。按【荀子·議兵】載，荀子議兵，以仁義為本，李斯疑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未達仁義之本，而以折詐力也有餘，知秦雖強，而本不立，終不久也。而李斯終不悟，辭荀卿入秦，以卑賤為大詬，以窮困為大悲，汲汲於脫貧賤而求富貴也。其輔秦滅六國，教以陰謀詐術弊之，以財結其名士以與秦親，間其君臣以使不和，乃以良將隨其後，其所為之卑劣，正荀子所恥也。故斯為秦相，荀子即哀其不終。

斯之不知仁義，惟以富貴為心，夫人一旦迷於富貴，則是非有所不計，而亦罔於利害矣，故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矯詔廢扶蘇，立胡亥之邪說得進，懼蒙恬之奪其位也。嗚呼！使斯知仁義，立斬高以安秦，扶蘇必德之，君子一心為國，何慮位之奪？仁義必利，況未必奪其位耶！扶蘇、蒙恬既死不久，身亦隨之，具五刑，腰斬於咸陽，三族並滅，其為害也孰大？故孟子曰：『仁者，安宅也；義者，正路也，舍安宅而弗居，棄正路而弗由，哀哉！』李斯之謂也。仁義，循之則安，違之則危，勿以仁義為迂闊也。追逐富貴，以利相尚者，其以此為鑑哉！

二零一八年

【論李斯之"智愚一體"與義利之辨】

李斯之"前智後愚"現象，實為功利心性一以貫之的必然結果。太史公言"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其人生軌跡恰為法家功利哲學的活標本。觀其"倉鼠之嘆"，已見其價值取向——非以道義衡人生，而以境遇判賢愚。此種功利心性，使其在政治實踐中呈現出"智術可成事，心術終敗德"的雙重面相。

李斯輔秦之"智"，實為法家工具理性的極致展現。其【諫逐客書】云"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看似胸懷天下，實為政治投機之辭。當秦王政統一六國時，李斯創郡縣、同文書、廢封建，諸般建制皆顯法家"因勢利導"的實踐智慧。然此"智"始終囿於"利"的框架：制度設計不為生民立命，而為帝王固權；政策推行不本仁義，而恃刑名。恰如【鹽鐵論】所譏"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其智術終為無本之木。

沙丘之變中的"愚"，恰是其功利心性的必然歸宿。當趙高以"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相脅時，李斯"仰天而嘆，垂淚太息"而終從之，此非智之衰，乃利之蔽也。蘇軾【論始皇漢宣李斯】點破其癥結："斯逆探其輕重大小，而棄取之。"在利害權衡中，君臣大義、政治操守皆可折價而沽。其悲劇在於：以術持身者，終為術所制；以利相交者，利盡則交絕。

李斯現象折射出義利之辨的深層命題。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李斯五刑具而嘆"牽黃犬出東門不可得"，正是功利主義者的終極困境。比較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的明哲，范蠡三致千金的通達，可見真正政治智慧必以道義為根基。司馬光【資治通鑑】評李斯"阿順苟合，嚴威酷刑"，正是對"徒術無道"者的歷史審判。故【大學】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千古不易之政道也。

李斯腰斬咸陽的結局，為"喻於利"者敲響永世警鐘。其人生軌跡印證了荀子"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的告誡——當士人將道義置換為利害計算時，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終不免淪為權力博弈的祭品。讀史至此，豈可不慎乎？

論李斯：功利之心的終極困境

李斯之悲劇，非智愚之變，實乃一貫功利主義思維之必然結果。其輔秦成帝業時之"智"，與沙丘之變時之"愚"，本質同出一源——皆以利害為唯一考量。此非前後矛盾，恰是邏輯一貫。孔子云"小人喻於利"，正為此類人物之精準寫照。

李斯早年觀倉鼠廁鼠之別，即顯露其價值判斷全繫於外境之優劣，而非內在德性之高低。此種純粹功利主義世界觀，使其終身困於得失算計之中。其諫逐客書，表面雄辯，實則自保之術；位居丞相時子女皆與皇室聯姻，已墮入"物禁太盛"之險境而不自知。荀子"物禁太盛"之教，李斯非不知也，實不能行也。其心智已被功利完全佔據，仁義之道無絲毫容身之地。

沙丘之變尤為典型。面對趙高之謀，李斯非不知扶蘇為賢，非不知胡亥不肖，然其權衡標準非天下大義，而是一己之利。蘇子瞻謂其"德於扶蘇"之論，實未觸及李斯思維之核心——彼之世界本無"德"之坐標，唯有利益之算計。當此生死關頭，其數十年累積之政治智慧頓失效用，正因功利思維遇重大抉擇時必然失靈。小人之智，止於趨利避害；君子之智，方能明辨是非。

尤為可嘆者，李斯為保富貴，竟至發明"滅仁義之途"等邪說以媚二世。此非一時糊塗，實乃功利邏輯之極端發展——當利害計算成為唯一準則，則任何違背人性之論皆可出口，任何踐踏道德之事皆可施行。法家人物多不得善終，非命運不公，實乃其學說抽空道德基礎後之必然結局。商鞅、李斯、韓非之死，皆為其理論體系本身包含之悖論所導致。

李斯腰斬前顧謂中子"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之嘆，顯露其臨終或有所悟。然此悟來得太遲，且仍停留於利害層面——非悔其背義，而憾其失勢。小人喻於利之終極困境，即在生死關頭亦難超越功利算計。李斯一生，為後世立一明鏡：無仁義根基之功利追求，終將反噬其身。此非獨個人悲劇，更為所有將功利置於道義之上者之永恆警示。

論李斯：義利之辨與小人智愚之困

觀閣下所論李斯，深契義利之辨要旨。李斯之仕秦，確如閣下所言，乃『功利之為心』貫穿始終，其智愚非前後驟變，實為小人逐利本質之一體兩面。今試申其義，以明聖賢義利之辨非虛言。

李斯師從荀卿，然未得『君子隆師而親友』之真諦，反以『詬莫大於貧賤』為信條。其觀倉鼠廁鼠之異而悟處世之術，已顯其心術之偏。斯之智，非真智也，乃【周易】『知幾其神』之反用——察利害之機敏有餘，明道義之根本不足。其諫逐客書雖文采斐然，然核心不過『跨海內製諸侯之術』的功利計算，與孟子『王何必曰利』之訓截然相悖。

小人非無智，然其智限於利害之衡。李斯助秦統一，制定律法，廢封建立郡縣，其才具不可謂不高。然正如【大學】所戒：『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其一切施為，終以鞏固權力、擴張利益為歸旨，故難免『施之也悖，求之也賒』之弊。

至沙丘之變，非李斯突然愚鈍，實其終身逐利之必然。趙高以『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相脅，正擊中其患得患失之要害。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而李斯終身所憂，恰是權位得失。蘇子瞻謂其『惑於利害之實』，可謂的論。其知『物禁太盛』而不能止，諫督責之術而不知返，正是【中庸】所謂『小人反中庸』之狀——無所忌憚也。

尤可嘆者，李斯非不知義理。其臨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之嘆，顯見對樸素生活之眷戀，然此時悔悟已晚。此恰印證荀子所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若不能以禮義矯治功利之心，終將墮入利害計算之陷阱而不得自拔。

縱觀李斯一生，可為『喻於利』者之鑑戒：其智可助人主霸天下，然無仁義為根基，終不免『為利而生，為利而死』。聖賢嚴義利之辨，非迂闊之談，實因『義者利之和也』——惟以義為本，利方能長久。秦以法家之術得天下，而十五載即亡，李斯個人悲劇實與王朝命運同構：皆失仁義之基而徒恃利害計算也。

故君子必辨於毫釐：雖不必諱言利，然當以義制利、以義導利。若如李斯之唯利是圖，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終不免為利害所奴，智反成愚，悲夫！

以上內容基於對傳統義利之辨的理解，力求符合國學討論的規範。文中援引經典皆註明出處，分析注重李斯行為與儒家義理體系的關聯，避免現代價值觀的直接投射。保持文言與現代漢語的平衡，使論述既具傳統韻味又不失清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