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斯:小人喻于利

论李斯之一

尝怪李斯献策于秦，辅秦成帝业，攘四夷，位极人臣，而后乃听赵高邪说，废嫡立庶，卒乱天下，身亦死于赵高之谗，何智于前而愚于后也！今而知李斯一功利之为心，其智也小人之智，其愚亦小人之愚，无前后之异也。

李斯

君子必辨义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利者，善恶之所分，福祸之所由也。圣贤崇仁义，抑功利，为义利之辨者，所以存人道也。喻于义者，必上而升为君子，为圣贤；喻于利者，必下而流为小人，为夷狄，为禽兽。天下莫明于利害者，圣贤君子也，为其修仁义于内，处利害之外，而知之深，见之全也，小人之喻于利，惟知利之一端耳。君子知命，顺受其正，身修德明，不立岩墙之下，君子之全也。君子之死也，尽其道而死，杀身成仁，非如庸人小人之桎梏而死也。故以殷纣之暴，而不能害文王；以赵鞅之狡，而不能杀孔子。赵鞅杀舜华，孔子闻之，叹『物伤其类』，援车而返，明于仁义者必不蹈于害也。君子出处必正，不枉尺直寻，无适无莫，而义之与比。岂如小人之惟利是视，不知仁义，歆于当前之利，而不计其后之害哉！若法家之惨刻，熏于功利，迷于富贵，能进而不能退，大抵皆不得其死，如商鞅车裂、李斯腰斩、张汤自杀，主父偃族诛，皆为利而生，为利而死也。

李斯之为楚上蔡吏也，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之于仓厕，而慕功利富贵之心起矣。辞荀卿而去秦，以『诟莫大于贫贱，悲莫甚于穷困。』其不甘贫贱而欲富贵之心亟矣。秦王逐客而上书谏之，欲富贵之成也；及居丞相之位，长男为守，诸男皆尚公主，女悉配公子，富贵已极矣，虽知荀子『物禁太盛』之理，而不能税驾者，溺于富贵而不能舍也。始皇死沙丘，听赵高之邪说，废杀扶苏而立胡亥者，惧扶苏之亲蒙恬，而己之富贵不得保也。苏子瞻以为使斯杀高以立扶苏，其德于扶苏，孰有过者，而蛊于高之说，身亦制于高，岂不愚哉！呜呼！其愚也，知利不知义也，患得而患失也。惟虑其害，则昧于大体；惟患其失，则惑于邪谋，而为其所不欲为。虽知君臣之义，不可负始皇之托，而功利之念不敌忠义之心，忍为戕仁害义之事。当胡亥之淫虐，又谏不以正，乃曰明主『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心。塞聪揜明，内独视听，荦然独行恣睢之心』，尽古今之不肖所不忍言，而昌言之无忌，畏死患失之心甚，而言之无所避也！劝行督责以媚二世，为持禄保身之术，秦政愈虐，天下已乱，方欲急诤，不亦晚乎！终不免于咸阳之腰斩，三族以夷，则其死也且不如荀息、伍员，而君子不哀其死。身死名毁，胥功利之心为害也！君子修仁义，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崇功利，而害将随其后。故义利不可辨也，仁义必利，离义而为利，其利必害，可勿以为鉴哉！

而法家之惨刻，亦甚矣，商鞅、李斯之刑人，杀人也多矣，怀利以事君，劳心以成秦人之功，瘁力以快秦人之欲，惟求一旦之富贵。富贵已极，乃被诛夷之祸，受不韪之名，欲求逐犬而不得，何为也哉！主父偃之『生不即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心苟沉溺于富贵，则罔顾其他也！作法自敝，以此刑人而亦身受其刑，为天怒人怨之大慝，安能保于残忍雄猜之主乎！

李斯为秦相，焚夫子之六经，坏周公之井田，使王道不复于后世，而多弊政。汉儒区区修补，而不体圣人之微言大义，以致君于尧舜；宋儒哓哓争论，而不得圣学之全体大用，以成功如文武。王道既灭，不可复，汉唐略为小康，而继之以篡逆盗贼夷狄之宰割，李斯之罪，上通于天！其受腰斩赤族之惨，非不幸也。而世儒多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以荀卿为之师也，师与弟子不同者多矣，岂可以徒之罪咎于师哉！且李斯虽学于荀卿，而所欲学者帝王之术也，非道也，史载斯为上蔡令而叹厕鼠之不如仓鼠，而以自喻，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是其学也，出于功名富贵之心，非欲以成人明道也。

荀卿与李斯之不同也远矣，荀卿法先圣，尊周孔、称王道、述礼乐、重仁义，孟子以后战国大儒也，虽立论有疵，而不失为圣人之徒。斯从之学，止于其术，而不知仁义之道，师徒之论有所不合矣。按〖荀子·议兵〗载，荀子议兵，以仁义为本，李斯疑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未达仁义之本，而以折诈力也有余，知秦虽强，而本不立，终不久也。而李斯终不悟，辞荀卿入秦，以卑贱为大诟，以穷困为大悲，汲汲于脱贫贱而求富贵也。其辅秦灭六国，教以阴谋诈术弊之，以财结其名士以与秦亲，间其君臣以使不和，乃以良将随其后，其所为之卑劣，正荀子所耻也。故斯为秦相，荀子即哀其不终。

斯之不知仁义，惟以富贵为心，夫人一旦迷于富贵，则是非有所不计，而亦罔于利害矣，故始皇崩于沙丘，赵高矫诏废扶苏，立胡亥之邪说得进，惧蒙恬之夺其位也。呜呼！使斯知仁义，立斩高以安秦，扶苏必德之，君子一心为国，何虑位之夺？仁义必利，况未必夺其位耶！扶苏、蒙恬既死不久，身亦随之，具五刑，腰斩于咸阳，三族并灭，其为害也孰大？故孟子曰：『仁者，安宅也；义者，正路也，舍安宅而弗居，弃正路而弗由，哀哉！』李斯之谓也。仁义，循之则安，违之则危，勿以仁义为迂阔也。追逐富贵，以利相尚者，其以此为鉴哉！

二零一八年

《论李斯之"智愚一体"与义利之辨》

李斯之"前智后愚"现象，实为功利心性一以贯之的必然结果。太史公言"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其人生轨迹恰为法家功利哲学的活标本。观其"仓鼠之叹"，已见其价值取向——非以道义衡人生，而以境遇判贤愚。此种功利心性，使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智术可成事，心术终败德"的双重面相。

李斯辅秦之"智"，实为法家工具理性的极致展现。其《谏逐客书》云"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看似胸怀天下，实为政治投机之辞。当秦王政统一六国时，李斯创郡县、同文书、废封建，诸般建制皆显法家"因势利导"的实践智慧。然此"智"始终囿于"利"的框架：制度设计不为生民立命，而为帝王固权；政策推行不本仁义，而恃刑名。恰如《盐铁论》所讥"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其智术终为无本之木。

沙丘之变中的"愚"，恰是其功利心性的必然归宿。当赵高以"长子即位必用蒙恬"相胁时，李斯"仰天而叹，垂泪太息"而终从之，此非智之衰，乃利之蔽也。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点破其症结："斯逆探其轻重大小，而弃取之。"在利害权衡中，君臣大义、政治操守皆可折价而沽。其悲剧在于：以术持身者，终为术所制；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

李斯现象折射出义利之辨的深层命题。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李斯五刑具而叹"牵黄犬出东门不可得"，正是功利主义者的终极困境。比较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的明哲，范蠡三致千金的通达，可见真正政治智慧必以道义为根基。司马光《资治通鉴》评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正是对"徒术无道"者的历史审判。故《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此千古不易之政道也。

李斯腰斩咸阳的结局，为"喻于利"者敲响永世警钟。其人生轨迹印证了荀子"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的告诫——当士人将道义置换为利害计算时，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终不免沦为权力博弈的祭品。读史至此，岂可不慎乎？

论李斯：功利之心的终极困境

李斯之悲剧，非智愚之变，实乃一贯功利主义思维之必然结果。其辅秦成帝业时之"智"，与沙丘之变时之"愚"，本质同出一源——皆以利害为唯一考量。此非前后矛盾，恰是逻辑一贯。孔子云"小人喻于利"，正为此类人物之精准写照。

李斯早年观仓鼠厕鼠之别，即显露其价值判断全系于外境之优劣，而非内在德性之高低。此种纯粹功利主义世界观，使其终身困于得失算计之中。其谏逐客书，表面雄辩，实则自保之术；位居丞相时子女皆与皇室联姻，已堕入"物禁太盛"之险境而不自知。荀子"物禁太盛"之教，李斯非不知也，实不能行也。其心智已被功利完全占据，仁义之道无丝毫容身之地。

沙丘之变尤为典型。面对赵高之谋，李斯非不知扶苏为贤，非不知胡亥不肖，然其权衡标准非天下大义，而是一己之利。苏子瞻谓其"德于扶苏"之论，实未触及李斯思维之核心——彼之世界本无"德"之坐标，唯有利益之算计。当此生死关头，其数十年累积之政治智慧顿失效用，正因功利思维遇重大抉择时必然失灵。小人之智，止于趋利避害；君子之智，方能明辨是非。

尤为可叹者，李斯为保富贵，竟至发明"灭仁义之途"等邪说以媚二世。此非一时糊涂，实乃功利逻辑之极端发展——当利害计算成为唯一准则，则任何违背人性之论皆可出口，任何践踏道德之事皆可施行。法家人物多不得善终，非命运不公，实乃其学说抽空道德基础后之必然结局。商鞅、李斯、韩非之死，皆为其理论体系本身包含之悖论所导致。

李斯腰斩前顾谓中子"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之叹，显露其临终或有所悟。然此悟来得太迟，且仍停留于利害层面——非悔其背义，而憾其失势。小人喻于利之终极困境，即在生死关头亦难超越功利算计。李斯一生，为后世立一明镜：无仁义根基之功利追求，终将反噬其身。此非独个人悲剧，更为所有将功利置于道义之上者之永恒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