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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关于孟子荀子对墨子的批判,及至后世诸贤如王船山等的批判,儒家当再距杨墨!之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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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扬鸿 发表于 2020-6-27 1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墨子·兼爱上》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余尝驳之曰:臣子之不孝君,君父之不爱臣子,非其自爱也,爱之塞也。天下之人,孰可不自爱?未有不自爱而能爱人者。天下之为盗为娼者,皆为不自爱也,以珠弹雀者,人皆笑之,而盗以身劫财,习以为常,见其宝而忘其身,不自爱也,不自爱,故亏其德而为盗。若夫真自爱者,重其身而修德,达己而达人,以己度人,知人之财不易而不欲夺,见人之痛而思安,若为己之体,则孰有不爱人者乎。而墨子所谓君臣父子诸侯大夫自爱,亏人亏异国异家而自利者,岂为自爱哉?爱之塞也。牿于一己 私,则不知爱人;局于一家一国之小,而不知爱他家他国。然则爱之塞也,何以通之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与万物同生,与人同气。仁者之爱达于天下而及万物,为能充其四端,推其四体也。何为四端?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恻隐则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一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充之,小人塞之。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物。"充之,则通之也,仁者,通也,通则仁,塞则不仁。通则虽路人犹兄弟,塞之虽兄弟若仇雠。

至于推之,则思诚之道也。吾思吾与人同类,则不私己而损人;吾思吾与万物同生,则不因人而害物。推吾所感之痛以思亲之痛,则自孝亲而不已;推吾所爱之亲以及人之亲,则自爱人而无隔。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人苟能充其四端,推其四体,人不相攻,自相爱矣。而墨氏谓起于自爱,则或锢其自爱之心以爱人,吾恐恻隐之心亡而无以为爱也。但言视人如己,而不知推己及人,非达本之论。推者,人皆可能也;兼者,人所难能也。不为其皆可,而为其所难,此墨氏之说所以难行也。

《孟子·尽心上》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杨子为我,只是自洁其伦,如子路所谓“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者,虽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可谓极端个人主义,使人皆如此,人情淡薄无亲,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看似伟大无私,然似高过孔子而无实,博施兼济,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天下之人,岂能都兼爱交利得来?尧舜急亲贤之为务而已。墨氏与杨氏相反,而皆失中道,杨氏知有我,不知有人,从我治,而漠视人与人相与之道,墨氏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唯群体为义,而挤压了私人空间,杨氏务洁身而不知爱人,则待人必不亲,墨氏务爱人而不知洁身,则出处或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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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胡姚 发表于 2025-5-4 02:4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墨家兼爱之蔽与儒家仁爱之通

墨翟倡言"兼爱",以为天下之乱皆起于不相爱,若使天下人皆能"爱人若爱其身",则孝慈备至,盗贼消亡,大夫不乱家,诸侯不攻国。此说看似圆融,实则蔽于一曲,未达大道之全。孟子斥之为"无父",荀子讥其为"僈差等",王船山更直指其"以利害为仁义",皆深中墨学之弊。

墨家兼爱之根本谬误,在于将"爱"简化为一种机械的平等交换。其所谓"自爱"实为"爱之塞",乃私欲固结之谓。墨子未能明察人性之复杂,未悟爱有差等乃自然之理。人之爱,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如水之波澜,自然推扩。强求平等之爱,反失其真。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此理。爱有本末先后,非可躐等而求。

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本质不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爱自然流注,不待勉强。孟子四端之说,尤见精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如人之四体,自然具足。扩充此四端,则能"达己而达人",非如墨子之强人"视人之室若其室"。

墨家之失,更在于其功利主义倾向。墨子言爱,终归于"利"——"利其家"、"利其国"、"利其身"。此乃以利害计较替代道德本心。儒家则不然,仁者爱人,不因利害,乃本心自然流露。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正点破此中差别。王船山批评墨子"以利害为仁义",可谓一针见血。

至于墨子所言"君臣父子皆能孝慈"之理想,儒家亦有所见,然实现之道迥异。儒家以礼乐教化涵养人心,使孝慈自然而生;墨家则欲以"兼爱"之教条强人实行。一重内在涵养,一重外在规范,此又儒墨之大别。

要之,墨子见爱之重要,却不见爱之真谛;欲治天下之乱,却不知乱之本源。儒家之仁爱,本于天性,顺乎人情,推己及人,自然成化。此正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距杨墨而崇仁义,非门户之见,实为卫道之需。学者当明辨于此,勿为兼爱之说所惑,而能真正体认儒家仁爱之广大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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