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羽神化的背後，是中国特有人文文化的民间体现。官方自古以来主导的都是人文，而民间则仍然保留对神的崇拜。那么，关羽为什么会成为神呢？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人不信神，中国文化是一个无宗教文化。中国最相信，最尊重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圣人。春秋之后，中国最大的圣人就是孔子。古人读书第一件事就是拜祭孔圣人。甚至在孔子的故地，人们还修建了孔庙。 尽管如此，人们一直都很明白，孔子是人，而非神，是圣人，而非上帝派来的先知。但是，在孔子之后，有一位真实存在的人，在其死后，却硬生生地被神化了，被封神了，而被称为『帝』，享受了比孔圣还要高的待遇。孔圣人从未被称作『孔帝』。 这个人是谁，就是三国时期的关羽，也被尊称为关公，封神后则被称为关帝，为他修的庙叫『关帝庙』，甚至现在依然存在。
关羽神庙-关帝庙
在活人被封神的道路上，关羽可谓中国历史第一人，空前绝后。 由于关羽封神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一现象，从未得到史家的认真对待，和认真研究，从陈寿到当下一概如此。事实上，这一现象中，包含着非常深层和重要的文化信息。认清这一显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概而言之，关羽被民间封神，实则是被民间选为『结义』行为的代言人，是『结义』的楷模和偶像。因此，关羽被封神，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变革的产物，即也是时势造英雄的产物。当然，这里已经不是时势造英雄了，而是时势造神灵了。 作为『结义』的代言人，关羽的被神化，是随着结义现象在中国逐渐兴盛而兴盛的。结义现象的出现和兴起，则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没有之一。但这一点却一直未过去的史家所忽略。 同时，结义现象也为中国文明所独有，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结义』，俗称认『干亲』、『契亲』、『拜把子』，包括相互之间皆成义兄弟，以及让对方与自己的孩子与对方结成义父子关系。 义就是道义、道理，在这里相当于现代的『逻辑』一词，是道义上的兄弟、父子，逻辑上的兄弟、父子，而非实际的血缘上的，是以道义、逻辑代血缘。 这种现象兴起于三国魏晋南北朝，然后在中国一直存在。直至上世纪80年代，在豫东农村依然盛行。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衰落，但是即便在当下，依然存在，不过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味。譬如『干爹』，尤其是女孩子的『干爹』，似乎保养者的代名词。 结义主要是指兄弟结义，而兄弟在结义时，其理想的效法对象就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桃园结义』成为结义的理想模型。电影中兄弟结拜的台词就是：古有桃园结义，今有……。 而在『桃园三兄弟』中，关羽的行为，表现地更义，当然，并非说刘备、张飞不够义，他们都很义，只是缺乏关羽式的表现场景。
桃园结义
关羽之义的主要场景就是，刘备集团在徐州兵败曹军，三兄弟失散，刘备投了袁绍，张飞落草芒砀山，而关羽则栖身曹营。以现代职业发展前景看，在曹操集团打工，在各方面都优于继续跟随刘备。但是，关羽对刘备，对此前的结拜盟约，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忠诚。他的行为已经成为汉语中的成语，被代代传颂。譬如『人在曹营心在汉』、『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封金挂印』。 加入曹操集团之时，关羽就提出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只投降汉献帝，不投降曹操；二是刘备的两位夫人要受到赡养和尊重；三是一旦知道兄长刘备的下落，就立刻去投奔。 『人在曹营心在汉』表达了关羽在曹操集团工作期间对刘备集团的思念，对曹操所赏赐的巨额金钱，一直封存。在得之刘备的消息后，便将曹操所颁汉寿亭侯之官印卦在大堂，只身离开曹营，前去寻找，这就是『封金挂印』。一路上『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冲出了曹操的辖区，与张飞、刘备再聚首。 同时，对曹操这一边，关羽也做了交代，让自己和世人觉得离开曹操问心无愧，就是斩袁绍大将颜良，助曹军解白马之围。这是一件大功、奇功。
三国演义关羽剧照
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问题是，为何东汉之后，结义现象在中国兴起。要详细解释这一点，需要厚厚的一本专著才行。这里只能概要性说一下。 中国历史上大变化包括两类，一类是改朝换代式变化，另一类则是制度范式性变化。区别这两种变化，对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至观重要。 改朝换代式变化，就是朝代更迭性变化，商代夏、周代商，唐代汉、宋代唐、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这些都是，仅有朝代更迭，但根本上的制度变化，在制度上，每个新朝代都是对此前的旧朝代进行继承和延续。 制度范式性变化，则不仅有朝代更迭，而且还有根本性的制度变化，即制度范式的变化。这样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仅发生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直至两汉；第二次发生在鸦片战争至现在。 这样整个中国历史中，就存在两个制度范式，两次制度范式性变化，当下正处于第二次制度变化之中，新的制度范式尚未形成。 春秋战国在传统上被称为『礼崩乐坏』。从根本上来说，『礼乐』就是此前中国社会的制度内核，春秋之前的中国一直也是『礼乐社会』。而『礼乐』的实质则是契约，不过这个契约不是现代社会的契约，而是结绳和书契式的契约。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里的结绳和书契就是契约，也是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 与现代契约不同，结绳契约的基石是契约双方的诚信，由诚信而形成共识，契约的签订和执行，都是由这种共识来保障。契约的主体唯有契约双方，不存在具有强制权力的第三方。而现代契约的基石则是具备强制权力的第三方：绝对凌驾于契约双方之上的法律和政府。 春秋之前的中国，从制度范式上来说，一直是『契约社会』。契约是社会制度的基石，契约的主体则是普通民众。民众是契约主体，也是制度主体。制度、法律都是契约，或契约的产物，即都是民众约定的产物，因此，民众也是一切制度、法律和组织的主体。是民众在左右制度、法律和组织，而非制度、法律和组织来左右民众。因此，没有任何制度、法律、组织可以凌驾于民众之上，而是民众凌驾于一起制度、法律和组织之上。这就是后来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既然民为本，则民之外的一切都是末。
民贵君轻
春秋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和制度形态，让法律凌驾于民众之上，成为绝对权威，而君主则是立法者。这就是法家思想，也是专制主义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最适应法家思想的是处于西部边陲之地的秦国，其次是处于南方边陲之地的楚国，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两个国家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国家。最不适应的就是处于中国文化腹地的中原地区的国家。 最后，靠法家而崛起的秦国，吞并了东方六国，统一了中国。然而，当秦国企图用法家方式来统治中国时，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了：仅仅维持了十余年便崩溃了。 统一中国的秦朝为何反而迅速崩溃？原因很简单，中国核心文化区的老百姓不答应，中国的核心文化区在黄淮地区，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一例外均来自这一区域。对秦国而言，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秦末农民起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文化冲突，义军和秦政府代表着两种对立和冲突的文化，义军所代表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民本的契约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而秦政府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外来的新文文化，即以法律和君主为绝对权威的法家文化。 中国固有的契约式的制度范式在春秋时期开始遭到破坏，但是，新的制度范式，并没有随着汉朝的建立而出现。而是在汉朝建立之后很长时间才慢慢形成的，这过程甚至再继续延伸至东汉崩溃后的三国时代。 新制度范式的形成，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 在政府层面，新的制度范式形成的标志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治理模式之内核，形成『儒体法用』的制度范式。 儒家思想的实质就是对春秋之前契约社会基本理念的总结和继承，儒家思想就是『契约思想』、『结绳思想』。契约社会在春秋之后崩溃了，但是，契约社会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却被儒家提炼和继承了。汉武帝选择的以儒家为本，其实就是以契约精神为本，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得中国历史可以在思想内核上保持延续。 但是，两汉的制度，又的确是包含着相当程度的法家因素的，当时的儒家学者也相当程度上法家化了。因此，民众也甚为不满。这种不满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方面是学术上，另一个方面则是实际生活实践。 在学术上，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对两汉经学的大反动。这种学术后来被称之为『魏晋玄学』，其著名的口号就是『反名教，任自然』。这个『名教』就是指两汉的学术和制度形态，它们对人的心灵进行相当程度的压迫和专制，『任自然』就是恢复春秋之前人的绝对主体性，解除其制度压迫。 魏晋玄学最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弼，其著名思想就是『得意忘象』，以人的『意』为学术之本。倡导和维护『意』的绝对主体性，即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是一种『意本主义』，这是『民本主义』的自然延伸。如果民为邦之本，那么意就是民之本。 在民众的实践层面，则出现了『结义现象』，『结义秩序』。结义秩序有两个基本属性。首先，结义秩序是对政府秩序的替代，甚至反抗。其次，与儒家一样，结义秩序也是对春秋之前契约秩序的继承，是一种修正版的契约秩序。 结义、结拜，包括认干亲、契亲，实质上就是签订一个契约，此后所形成的兄弟关系、父子关系，都是基于契约的，是一种契约关系。 从文字学上看，『干亲』、『契亲』的说法直接说明这是一种契约行为，『契』就是契约之契，而『干』的字源就是书契，就是『契』，也是契约。关于『干』字的字形含义我此前做过专门的考释。 但是，这种契约秩序又是修正主义的，被血缘关系所修正，因此，这是一种不太纯粹的契约秩序。 当民间的结义秩序形成之后，自契约制度范式自春秋被破坏以来，新的制度范式才真正形成。这新的制度范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官方层面，另一个层面是民间层面。在官方层面是『儒体法用』的制度，而在民间层面，则是结义制度。 三国之后，所有的与政府对抗的农民武装，基本都是以结义为基础进行组织的。最典型的就是梁山好汉，他们都是结义的兄弟，晁盖、宋江是他们的大哥。
水浒传的结义
桃园三结义的刘备集团，实现了将结义民间与官方的统一。因为，作为结义大哥的刘备居然最后做上皇帝，而关羽、张飞也都成了政府高官。 即便当了皇帝，刘备依然高度重视这种结拜之义，甚至将其凌驾于国家之上。关羽被孙权集团杀害之后，刘备便不顾与国家不利的各种因素，毅然决然地对吴国宣战，进行报复。甚至最后，刘备也死于这场报复式的战争之中。 或许，为进一步提升关羽义薄云天的形象，裴松之在后来的注释中说，关羽喜读〖左传〗。此后，夜观〖春秋〗也成为关羽的重要造型之一。之所以将关羽与〖春秋〗绑定，根本原因在于，在儒家看来，〖春秋〗的核心就是通过经文所承载的『春秋大义』、『微言大义』。更简单地说，〖春秋〗就是大义。 但是，儒家的『春秋大义』、『微言大义』，与关羽所代表的『结义』之义实际是由本质区别的。春秋大义是真正的历史公义、天下公义，而『结义』之义，作为一种修正主义的义，则更是维护小集团利益的私意。刘备不顾蜀国之整体国家利益，而一意孤行对孙权集团发动复仇性的战争，实则为一种假公济私行为。将兄弟之小义置于天下大义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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