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元史・釋老志】收錄有忽必烈於至元六年(1269)頒佈的詔書，也說昔日蒙古由於沒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間，西蒙古衛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學家、大譯師扎雅班智達(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對回鶻式蒙古文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革。17世紀時，蒙古語言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原來的回鶻式蒙古文常常無法準確地表達蒙古語的全部語音，給語音記錄帶來了諸多不便，更使佛經翻譯工作障礙重重。根據這種情況，扎雅班智達便在原來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造，使之能夠更清楚地書寫蒙古語。為此，該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語音譯，意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國學者又稱之為卡爾梅克文(Kalmack)。該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衛拉特蒙古中仍在繼續使用，又稱『衛拉特蒙古文』。
1599年，滿族統治者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德再根據蒙古文字母創製了滿文，史稱『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以對應於1632年奉皇太極之命改造而成的新滿文。新滿文在老滿文的基礎上附加圈點，增設了10個特定字母，構成由131個音節組成的新文字體系，一直行用數百年之久。
滿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錫伯文的形成。錫伯族在歸附清朝後就開始使用滿文。1947年，伊寧『錫索文化協會』主要成員薩拉春、仲謙等人對原來使用的滿文進行了適當的增減，將原有的131個音節中的13個音節廢掉，另制3個新音節符號，製成錫伯文，行用至今。
四、契丹小字與回鶻文的關係
回鶻文對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談及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就會想到【遼史】卷64【皇子表】的有關記載：
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
從該記載知，遼太祖時，有回鶻使者從西域來，但無人通其語言。蕭太后建議遣太祖弟迭剌隨回鶻使者學習其言語與文字。為了加強與回鶻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聞強記，隨回鶻使者學習二旬，便學會（若解釋為『理解』當更合適，詳後）了回鶻的語言與文字，並據以創製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時史書無明確記載，據考應在天贊四年（925）。
這條記載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早期學者（如王靜如、陳述、李符桐等）多以這一記載為依據來闡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認為契丹小字是根據回鶻文創製的。後來，隨着用契丹小字書寫的相關文獻的不斷發現（尤其是1950年遼寧錦西西孤山出土【蕭效忠墓誌】的發現與研究）與研究的逐步深入，這種說法開始受到挑戰並最終被否認。[20]
契丹本無文字，在遼朝建立後，由於受漢文化的影響，加上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機才於920年命突呂不和魯不古創製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傳】記載說：『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五代會要】卷29也記載道：『契丹本無文紀，唯刻木為信，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為胡書。』無疑，這裏所說『文字』指的應為契丹大字。從今天所知的文獻看，這種文字正如史書記載的那樣，是增減漢字筆畫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時甚至直接借用漢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與回鶻文字母全無干係。
這種大字筆畫複雜，書寫不便，尤其是漢字所表達的漢語與契丹語之間差別較大，除了漢語『詞序』與契丹語迥異外，契丹語詞彙大多是多音節的，其語法關係一般用粘着和變化附加成分來表示，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應用會遇到重重障礙。[21]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隨後『數少而該貫』的小字的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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