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文史网 《元史・释老志》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也说昔日蒙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回鹘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回鹘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
1599年，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德再根据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以对应于1632年奉皇太极之命改造而成的新满文。新满文在老满文的基础上附加圈点，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构成由131个音节组成的新文字体系，一直行用数百年之久。
满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锡伯文的形成。锡伯族在归附清朝后就开始使用满文。1947年，伊宁“锡索文化协会”主要成员萨拉春、仲谦等人对原来使用的满文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将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制3个新音节符号，制成锡伯文，行用至今。
四、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
回鹘文对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谈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20]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1]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