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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在这里说，虽然不知道是谁创生了道，但他能确定的是道创生于天帝之先。这一句话是极有分量的。在老子之间，人们把天帝视为最高的主宰，对上天加以顶礼膜拜，唯上天的意志是从。在老子没有阐明这一点之前，人们要了解上天的意志，全凭占卜。而老子提出“道”并指出“道”高于天地鬼神的地位之后，人们只要掌握“道”的规律，就能主动地了解上天的意志，而这就是孔子说的“知天命”。所谓占卜之术在人们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地位，就显著的下降了。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老子》五千文里不谈《易》。 继而《老子》在第二十五章指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这一章里，老子明确指出“王亦大”并强调“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所谓“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显然在这里，老子把道至于天之上，同时又说“道可道”。实际上就是指出王也直接法道，也就正是因为这一点，作为人能知晓天命，就成为了可能。同时这种四大的说法，也就把除天神、地神以外的神灵至于了人之下，这种认识也进一步扫除了人们的迷信思想。《论语》上云: “子不说怪力、乱神”、 “务明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不然，获罪于天，无所谓祷也” 孔子对于鬼神这种立场，恰恰是因为老子通过对“道”的揭示，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 《老子》第六十章进一步指明：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老子》在这里直接就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虽然老子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鬼神也不过是天地万物之一，也要受到道的支配。所以“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就是说即使鬼神显灵，也不会伤害人。 所以老子提出道在“象帝之先”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把人从对上天的恐惧和迷信中解放了出来。虽然老子并不否认天帝的存在和其地位，但是人通过对于“道”的把握，就能知晓上天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神秘色彩的淡化，人们祭祀上天时心态不再是恐惧，而是敬畏。 祭祀和占卜在当时而言是社会生活极其重要的事情，同时也就成为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并不是谁都可以去祭祀上天和占卜天意的。最早只有神权人员具有祭天的权力，同时天子也唯有其通过占卜才能了解上天的意志，实质上也就是神职人员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商朝后期天子开始亲自祭天，至于占卜则仍然依赖于神职人员。周朝天子也同样亲自祭天，但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恰恰折射出周朝的天子至少是可以自行占卜的，并不见得依赖于神职人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周天子是集君权与神权于一身。其结果自然是天子的意志就更加突出了，随着占卜的作用日益弱化，君权也就比较彻底地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神权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压倒过君权。 老子提出“以道莅天下”，虽然仍然只有天子才具备祭天的权利，但是其提出“以德交归”就进一步降低占卜的地位，其实质上也就使得社会各个层次的人们都获得了“知天命”的权力，从而主动把握自身的命运。从“以道莅天下”到“大德必受命”，正是反映出古人对于天命观的突破。 《论语》中孔子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同时又云“五十以知天命。”这些言论在老子提出了道德之说，人们思想开始进一步摆脱盲目的迷信，使自身意志得以进一步的张扬。与此同时，孔子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表明当时，与此同时神职人员流落到民间，使得占卜之术在民间却开始日趋泛滥，甚至孔子也受到了其影响。类似于《易》这样以前秘而不宣的王室典籍，随着占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益没落，却在民间开始大行其道。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老子本来和《易》是分道扬镳的，故而贵道而重德。孔子读《易》是明《易》之理，对于迷信占卜之术，他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在老子和孔子身后，不管是老子的思想，还是孔子的思想，都重新和《易》结合。老子的思想在后来的流变中居然掺入占卜、八卦之术，而孔子的思想也曾经一度在东汉时期发展为谶纬神学。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儒家思想走向这一步，最早恰恰并非是来自官方的推动，而是儒道之说自身在民间的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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