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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啟發] 人才史話古詩文中的人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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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飛 發表於 2016-8-8 12:4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人才史話:古詩文中的人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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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在我國古代,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活躍著一大批文人。不僅文武百官大都來自文人,社會名流和士紳也多半出自書香世家和耕讀人家。由於傳統文化積澱厚重,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把名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並衍生出許多傳誦千年的詩詞名句。比如,文天祥在獄中朗吟的『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于謙誓言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及,『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然而,作爲一個群體,中國古代堪稱脊梁的文人雖然很多,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在所難免,瑕瑜互見的情形並非個案。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安祿山那裡做過官的唐代詩人王維、投靠亂臣司馬穎的西晉文學家陸機、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於己而誣陷蘇東坡的沈括,等等。

縱觀中國文化藝術史你還會發現,很多寫出不朽作品的文人墨客,也常常爲時世所不容。比如說柳永,其詞作聞名天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金主完顏亮讀了他關於『東南形勝』的詞句後,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當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認爲他格調不高,朝廷也不待見,考取進士後又被刷掉了,到頭來還是個『白衣卿相』。

值得關注的是,文人無行的現象只要一出現,就會遭到輿論抨擊,並被寫進各種紀實文字中,背上千古惡名。爲什麼古代詩文中對人才品行的著墨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濃墨重彩?筆者以爲,除了文人地位在不同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價值觀所致。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並非一成不變、萬世不易的,而是隨著時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所調整。管仲背叛公子糾而輔佐齊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卻是讚許的口吻,並不認爲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來自敵對陣營,他們改換門庭的行爲算不算變節呢?每當改朝換代之際,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寧死不爲貳臣者畢竟是少數,總有一些文人倉皇失措,尋求自保。對於這部分文人的際遇,有人回護寬宥,認爲是順勢應時之舉;有人痛加撻伐,鑑定爲厚顏無恥之尤。

原因之二:被評價者知名度所致。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名人,由於備受世人關注,其瑕疵也會暴露無遺。其實,在中國古代的名人中,寧死不肯失節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淵明、顏真卿、辛棄疾、方孝孺、顧炎武、文天祥、譚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氣節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嗎?言行有誤、節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蕩的,又豈獨是文人?『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在江山易主、與民更始之際,歸附新生政權的何止是文人呢?據乾隆時期編纂的【貳臣傳】記載,降清的明朝高官多達120多人,文士只有龔鼎孳、錢謙益等幾人。

原因之三:評價者主觀性所致。人們對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總以爲作品好的文化藝術家,形象也差不到哪裡去。但文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會因七情六慾而犯傻,就像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傑一樣,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過失。道德審判獨獨偏向文人,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髮蘇州】中寫到唐伯虎時,曾感嘆地說:『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麼!深紫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金不右 發表於 2025-7-12 13:53 | 顯示全部樓層
【論古詩文中的人才觀與文人氣節之辯證】

中國傳統人才觀,實爲道德文章並重之二元體系。觀【禮記·大學】所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已爲文人立身樹一完整規範。文天祥"時窮節乃見"之語,非獨表忠烈,實乃儒家"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論語·子罕】)的人格理想在特殊歷史情境下的具象化。

考諸史冊,文人品節之論實肇端於孔子"行己有恥"(【論語·子路】)的士人標準。孟子更將之發展爲"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精神,此即後世"名節重於性命"觀念之濫觴。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察舉制確立"孝廉"科目,已將道德品評納入國家人才選拔體系,此制度設計深刻影響了後世文人價值觀的形成。

然歷史評價常有弔詭之處。庾信"四朝十帝"之仕歷,在【周書】中獲"詞賦之罪人"惡評,然其【哀江南賦】卻成"賦史"雙絕。王維陷偽職而作【凝碧池】詩,肅宗竟以"萬戶傷心生野煙"句宥其罪。此中矛盾,恰如錢鍾書所言"人品與文品不必一致"(【談藝錄】),顯示出歷史評價的複雜性。

細究文人遭際,實有三重困境:其一爲政治倫理與藝術價值的衝突,如柳永詞雖傳唱天下,卻因"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觸犯科舉嚴肅性;其二爲道德絕對性與歷史情境性的矛盾,管仲事仇而孔子許其仁(【論語·憲問】),顯示儒家實用理性的一面;其三爲個人操守與家族責任的張力,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的宣言背後,實含士人階層對自身社會角色的深刻認知。

今人審視古代人才觀,當持辯證眼光。一方面要看到"寧爲玉碎"的氣節觀對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如全祖望【鮚埼亭集】所載明末遺民事跡;另一方面也應理解亂世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如陳寅恪論元好問"神州遺老"的尷尬處境。人才評價終須回歸"知人論世"(【孟子·萬章下】)的傳統,在具體歷史語境中把握分寸。

要之,古詩文所載人才觀,實爲中華民族精神成長的年輪印記。其價值不在提供簡單道德判詞,而在展現知識分子面對永恆命題時的思考軌跡。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家國情懷相綰結的傳統,至今仍爲人才培育提供著寶貴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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