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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彝秋
【東文選】成書於成宗九年(1478,成化十四年),是李氏朝鮮(1392―1910)初期一部專選東國(因為現在朝鮮半島分為兩國,而且【東文選】作品來源包括三國時代、高麗以及朝鮮朝初期,從作品範圍看,單稱朝鮮或韓國都不夠全面,故本文依照古代朝鮮半島文人討論本國文學發展時的習慣,稱之以東國)詩文的總集,纂集官共署有盧思慎、姜希孟、徐居正、梁誠之、崔淑精等23人,但作品選錄工作主要由徐居正完成。
徐居正,字剛中,號四佳亭、亭亭亭,慶尚道大丘人。他生於朝鮮世宗二年(1420,永樂十八年),十九歲中進士、生員兩試,二十五歲中文科第三人,被選入集賢殿任職併兼知制教,後又陸續中文科重試、拔英試、登俊試,國主嘉賞,世人嘆羨,仕途輾轉,官至贊成事,封達城君,成宗十九年(1488,弘治元年)卒,諡文忠。徐居正一生,歷事六朝,侍經筵四十五年,主文衡二十六年,掌選二十三榜,為一代斯文宗匠。朝鮮成宗七年(1476,成化十二年)明使祁順、張瑾出使朝鮮,徐居正以能文充任遠接使及館伴,其文才深受明使賞識,祁順評價他說『如公之才,求之中朝,不過二三人耳』(【成宗實錄】卷二二三)。
徐居正作詩為文不落古人窠臼,風格雄贍富麗。任元F(1423―1500)推許徐居正詩文『規模之大,原委乎李、杜;步趣之敏,出入乎韓、白』(【四佳集序】)。其作品數量之多在東國文士中甚為罕見,【四佳集序】稱其『五七言古風、近體、歌行、絕句萬餘首,為詩集者五十餘卷;序、記、說、跋、碑銘、墓誌數百餘篇,為文集者二十餘卷』。今傳【四佳集】是尹文裕等人於肅宗三十一年(1705,康熙四十四年)集佚刊成,其中詩集二十五卷,文集六卷以時存成宗朝書芸閣活字舊版為底本,另有詩集補遺三卷、文集補遺兩卷為徐氏後人多方匯集而來,所存僅為原集之一半。
徐居正的才高學博不僅表現為他的詩文創作,也體現在他的眾多撰著。除參修【經國大典】之外,【三國史節要】、【東國通鑑】、【東文選】、【輿地勝覽】諸書,皆為徐居正受命與時賢同撰,但大抵出於他一人之手。至如【五行總括】、【歷代年表】、【東人詩話】、【太平閒話】、【筆苑雜記】、【滑稽傳】等,皆為其平居所著。在中國文獻的整理方面,徐居正參與了增注於濟、蔡正孫所編【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參卞東波【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並以諺文翻譯【聯珠詩格】及【黃山谷詩集】的工作。
【東文選】是徐居正主持編纂的一部詩文並舉的通代文學選本,所選作品上迄三國,下逮鮮初,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東國文學史的意義,而且不少作品關涉中國的政治文化及文學藝術,所以又可視為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文化交流的見證。這裏從以下三方面簡要討論【東文選】的基本面貌及文獻價值。
一、編纂宗旨與體例
關於【東文選】的編纂目的,徐居正在【東文選序】中說:『秦而漢,漢而魏晉,魏晉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論其世,考其文,則以【文選】、【文粹】、【文鑒】、【文類】諸編,而亦概論後世文運之上下者矣。……是則我東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漢唐之文,而乃我國之文也,宜與歷代之文並行於天地間,胡可泯焉而無傳也哉?奈何金台鉉作【文鑒】,失之疏略;崔瀣著【東人文】,散佚尚多。豈不為文獻之一大慨也哉?』這段話的行文,明顯帶有宋人周必大【皇朝文鑒序】『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的影子。周必大站在宋代文人的立場上,強調的是宋文區別於前代之文的特有風範。身為東國文人,徐居正的自矜情緒較之周必大更進一層,他認為東國之文雖沾溉於中國,但藝術價值卻並無遜色之處。一般而言,一部文學總集的編纂,或欲『網羅放佚,使零章散什,並有所歸』,或欲『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總集類小序)。結合徐居正的序文,【東文選】的編纂在刪蕪存菁、匯聚眾作之餘,還明顯帶有留存、發揚本國優秀文學遺產的用心。
【東文選】編纂體例要之有三:一、以文體為序。不僅書名直接源自梁代的【文選】,【東文選】按文體為序選錄作品,總體上首賦、次詩、後文的編排體例也是仿效了【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等中國選本。【東文選】錄辭賦3卷、詩歌19卷、文108卷,這三大類文體之下也遵循了進一步次分小類加以收錄的原則;二、次文類各以時代相次。【東文選】在各小類文體之下以作家時代先後為序收錄作品,這很符合【文選序】所說的『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的傳統規範;三、不錄存者。【東文選】所選作品年代最早的是無名氏的【百濟上魏主請伐高句麗表】,此表因百濟蓋囟王十八年(472,宋泰豫元年,北魏延興二年)遣使朝魏而作。最晚的是卒於成宗八年(1477,成化十三年)二月的李石亨,選錄其【呼耶歌】等作品。以李石亨作為選錄的下限作家,說明【東文選】與【文選】等通代選本一樣,遵循的是不錄存者的編纂常例。
二、【東文選】的文體分類
對於一部帙過百卷的選本而言,將所選各類賦、詩、文進行相應分類並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收錄,不僅有利於開展實際的編排工作,也能充分體現出編選者對文體分類的認識水平。總體上看,【東文選】的文體分類比較科學,既受到中國相關選本及論著的影響,又具有自身的特色。
辭賦。【東文選】將辭賦別為辭、賦兩類標目,並以先辭後賦的順序收錄作品,是很有些特點的。首先是標目問題。關於辭類作品,漢人多將之與賦類作品等同起來,如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景帝不好辭賦』、班固【漢書•賈誼傳】論及屈原,稱其『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這種辭賦一體的說法影響後世甚為久遠。但實際上,辭、賦應為兩類文體,魏晉以來的文體學家對此已有所辨析。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裏將賦和【離騷】區分開來進行論述,蕭統等人的【文選】亦在賦體之外,另立騷體以示分別,不過他們大多有意識地不使用『辭』這一名稱。此後的選本編纂沿襲了【文選】的傳統,如姚鉉【唐文粹】、李P等【文苑英華】、呂祖謙【宋文鑒】、蘇天爵【元文類】等,皆以『騷』標目以示辭體與賦體實二。徐居正等人能在【東文選】中將辭類性質的作品明確標目為『辭』,這反映了東國選家想將漢代以來辭、賦二體混淆標目的不當加以糾正的用意,很有見地。其次是辭類作品置諸總集的前後順序問題。【文選】是將騷置於賦、詩之後進行收錄的。受其影響,【唐文粹】在詩類中兼收楚騷體作品,實際上是把【文選】中的詩、騷二類進行了合併;【文苑英華】與【宋文鑒】均將騷類作品置於賦、詩之後,其中【文苑英華】將其歸入緊接賦、詩後的『雜文』大類,【宋文鑒】則直承【文選】,在賦、詩之後專立騷體;【元文類】將騷置於賦後、詩前,這一改變有別於【文選】的實際收錄順序,但是卻與蕭統在【文選序】中先論賦、次論騷、再論詩的順序暗合,似非偶然。【元文類】這一順序上的改變極有可能直接激勵了【東文選】在辭(騷)、賦順序上對傳統選本進行改革的行為。應當承認,就文體發展的歷史而言,徐居正等人的改動很有道理,因為辭在形成時間上的確要早於賦。雖然【東文選】並無意以產生的時代先後作為編排各文體的順序,但是在辭、賦的名稱及地位問題上,徐居正等人通過上述修改表達了自己作為東國選家不同於中國選家的意見。
詩歌。我們認為,徐居正等人在【東文選】詩體分類、標目與編排方式的問題上,借鑑了元人楊士弘所編【唐音】一書。【東文選】詩歌部分以言為次,將所選2030首作品細分為五古(174首)、七古(196首)、五律(245首)、五排(44首)、七律(600首)、七排(39首)、五絕(82首)、七絕(647首)及六言詩(3首)九大類進行收錄。雖然徐居正在【東文選序】中明確表示本書的編纂曾受到【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等中國選本與【東國文鑒】、【東人之文】等東國選本的影響,但上述選本在詩體分類、標目與編排上均未能給【東文選】提供直接樣板,徐居正等人應當有另外的參照。我們從成石U【偶讀〖唐音〗,至韋蘇州詩,次〖幽居〗韻寄騎牛子】一詩,可以確知【唐音】這本書最遲在1423年(成石U卒年,世宗五年,永樂二十一年)以前已傳入朝鮮半島,早於【東文選】成書半個多世紀。檢視現存徐居正的文集及著述,雖未見其讀過【唐音】的明確記載,然而可以考知參與【東文選】編撰的崔淑精、受過徐居正提攜獎進的洪貴達等人,都曾在【東文選】書成之前了解並閱讀過【唐音】。基於這樣的事實,【東文選】的編纂不可能對【唐音】的詩體分類與標目無所借鑑。【唐音】『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其始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以體分,而以初盛唐為一類、中唐為一類、晚唐為一類;遺響則諸家之作咸在,而附以僧詩、女子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其中『正音』部分按體裁先後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句的順序標目並收錄作家作品。【東文選】與之十分相似:不僅有五言排律與七言排律的明確標目,而且關注到了六言詩的問題。當然兩者也有些微差異,差異的關鍵是六言詩的選錄範圍有所不同,【唐音】只選六言絕句,【東文選】則六言絕句、律詩並收。因此也就衍生出編排順序上的差異:將六言律、絕詩置於五絕與七絕之間不再合適,只好附於七絕之後。至於【東文選】六言詩選錄範圍會與【唐音】產生差異,應當與徐居正的文學活動與觀念有密切聯繫:徐居正存世六言詩多達三十餘首,大大超過此前及同時代的東國作家,且徐居正是以一顆文章華國之心,力圖在【東文選】中展示出東人詩作眾體皆備、不輸於中國詩歌的面貌。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東文選】僅選六言詩三首,但卻包含了六言絕句(【青嶂幽林圖】)、六言律詩(【雨中登義城北樓】、【過揚州】)兩種不同類型作品的答案。除了詩歌本身的藝術水平之外,聊存其體以誇示四方、以傳之久遠的意圖應當是徐居正等人做出與【唐音】不同處理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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