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的项羽和无赖的刘邦

楚汉长时间的交锋与对峙，刘邦固然几次面临灭亡的险境，项羽这边也不舒服，士卒的伤亡，战场上的消耗，加上自己这边不时的叛乱，韩信在主战场侧面的连连取胜，都让项羽焦头烂额。

情急之下，项羽想要用人质威胁刘邦。

项羽在军队前面的开阔处，放置了一块大的案板，然后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绑起来，放到案板上，就像待宰杀的猪羊一般。然后派人向刘邦发出通告，立刻投降，不然的话，就把刘太公放到锅里煮死。

按说项羽的这个举动就够下作的了，没想到刘邦更加无赖。

想要靠着刘太公的性命威胁，让刘邦投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邦回复：“当年我们在楚怀王面前曾经结为兄弟，那么，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煮了你父亲的话，别忘了分给我一份肉汤。”

刘邦的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为了不接受威胁的故意之举。但无论如何，也说明了在这些枭雄的心目中，亲情的淡薄，只要对自己的霸业有危害的，统统可以不在意。

当然，这些人也并不是一点感情也没有，而是要分对方有没有用。有用，那么这些枭雄人物可以解衣推食，推心置腹，礼贤下士，宽容大度，像刘邦对韩信、张良、郦食其等等，都是如此，没用呢？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妻儿，该牺牲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

这也是刘邦的后世嫡传子孙刘备的一贯主张，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为什么？兄弟可以帮助自己打天下，有用啊。

那等到那些有用的人，没有利用价值了，没用了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当然是毫不手软的该杀就杀，该贬就贬呗。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等到这时候，又该启用那些自己的家人、亲人之类的，那个时候，这些人又变成有用之人了。

“有用与没用”的对比，就是这样残酷。

听到刘邦的回复，项羽当然是勃然大怒，就准备杀掉刘太公。这时，那位刘邦的临时亲家项伯又站出来劝阻。项羽也知道，刘邦不受威胁，杀不杀刘太公与大势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出出自己心中的怒火而已，见到项伯劝阻，也就放过了刘太公，继续关押起来。

接下来，实在拿刘邦没有好办法的项羽开始使用激将法，表示愿意和刘邦单打独斗，以挑战定雌雄。你刘邦如果有胆子的话，咱两比试比试，或者各自派出手下将士互相挑战也行。

和项羽单打独斗？别说一个刘邦，十个刘邦也不是对手啊；各自派出将士挑战，刘邦也不占优势啊，别人不说，项羽出马，谁能抵挡啊？

刘邦也不傻，回了项羽一句：“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我不和你打，咱们比比智慧。

项羽气坏了，每天派出猛士在两军阵前挑战。好在刘邦手下有个神箭手楼烦，每每将项羽派出的猛士射死。

项羽更愤怒了，亲自身披铠甲手持长戟，上阵挑战。

项羽的威势太猛了，吓得那位神箭手不敢出战。

刘邦见自己的军队弱了气势，亲自出面，两军阵上，历数项羽的十大罪状，什么不讲信义，残酷暴虐，滥杀无辜，残害诸侯，杀害义帝，大逆无道，为天下所不容。

还别说，别看刘邦没什么学问，口才还是真好，再加上有理有据，说得项羽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气死过去。

项羽命令手下人乱箭齐发，想射死刘邦。

也是凑巧了，本来刘邦是做好了防护准备出来的，没想到还是被一只箭射中前胸，箭透铠甲，刘邦身受重伤。

刘邦也是狠角色，知道不能被人发现自己重伤，别说楚军，就连自己的汉军士卒，都不能让他们发现，不然军心一乱，自己很有可能一败涂地。刘邦反应很快，立刻用手摸着自己的脚趾说：“楚军太可恶了，射中了我的脚趾。”

回到军营中，刘邦卧床养伤。虽然严密控制了消息，但是士卒在私下里，难免议论纷纷，军心有些浮动。

张良见此，急忙来见刘邦，建议刘邦，咬着牙强打精神，也要做出没事的样子，在军中巡视一番，以安军心。为了霸业，刘邦咬牙忍痛，还要装作满脸轻松的样子，不时的出来和大家见上一见。

看来，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好在刘邦的一番做派，没有让楚军看出真相，也稳住了汉军的军心，双方继续对峙。

《论楚汉之际的权谋与道德困境——兼驳"下作无赖"之论》

顷观网帖以"下作""无赖"臧否项刘，此实以今律古之谬也。太史公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当此非常之时，英雄处世自有非常之道。今试以《史记》《汉书》为本，析其精微。

项王置太公于俎上，非独暴戾使然。《项羽本纪》载其"为人恭敬爱人"，然巨鹿战后渐入刚愎。此"烹父"之举，实为"兵形"之极变。昔孙子言"死地则战"，范增屡谏"急击勿失"而不听，及至粮尽援绝，乃出此"攻心"下策。项伯谏曰"为天下者不顾家"，此正战国策士遗风，非独项刘为然。若论"下作"，则春秋时楚人围宋，析骸而爨；战国齐人伐燕，毁宗庙器，皆此类也。

高祖答"幸分我一杯羹"，非真忍于父食。《留侯世家》载其"慢而易人"，然于太公却"五日一朝"。此语实乃"反客为主"之谋：一则破其要挟，二则激怒项王。韩信所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正谓此也。至若"妻子如衣服"之说，考《三国志》裴注引《傅子》，此语乃小说家言，非备本旨。汉高帝封雍齿、哭项羽，岂真绝情寡恩者耶？

究其根本，楚汉相争实为两种政治伦理之决：项王承六国贵族余绪，重然诺而轻权变；高祖秉秦吏实用精神，审大势而舍小义。故鸿门宴上，项伯以"义"阻范增；荥阳对峙，陈平以"诈"间楚臣。太史公以"天人之际"论项刘，非独道德评判，实见时势使然。

今人读史，当知"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项王之悲，在不知"逆取顺守"之理；高祖之智，在能"与时迁移"。若以宋明理学绳之，则管仲不死子纠，伊尹放太甲，皆成罪人矣。班固赞高祖"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此方为知人论世之语。

至若"鸟尽弓藏"之叹，此乃君主制下必然困局。萧何系狱，韩信见诛，与勾践杀文种、赵构害岳飞，皆制度性悲剧，非独刘氏性恶所致。读史者当具"了解之同情"，否则徒见其"无赖"，不见其"造汉"之功；但责其"下作"，不察其"拯民"之实。岂不悖哉？

《论楚汉之际的权谋与道德困境》

楚汉相争乃中国历史转捩之关键，项羽、刘邦二人行事风格迥异，后世评价亦多争议。然以‘下作’‘无赖’等语臧否古人，恐失史家客观之旨。今试从先秦两汉之伦理观与政治现实析论此事。

一、项羽‘烹太公’之举的历史语境
《史记·项羽本纪》载此事，实反映战国遗风。春秋时已有‘析骸而爨’的极端战例（《左传·宣公十五年》），项羽所为乃兵家‘攻心为上’之术。太史公评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此举恰显其未能超越战国枭雄思维。然需注意：楚军当时‘兵罢食绝’，此威胁实为绝境中的战略试探，非单纯残暴。

二、刘邦应对的权变智慧
刘邦回复‘幸分我一杯羹’，表面无赖，实含深意。其一，此语暗合《韩非子·难一》‘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的权谋逻辑，以荒诞言辞破解对方心理战；其二，彰显‘天下为公’的政治表态——将父子私情置于争天下大业之下，此即《孟子·尽心》‘所挟者重，则所行者远’之体现。汉初叔孙通制礼，特重‘天子之孝异于庶人’，可视为此事件的思想延续。

三、楚汉伦理观的时代特质
先秦‘义利之辨’至秦汉之际发生变异。项羽仍守‘贵族义战’传统（如不愿暗杀刘邦），而刘邦实践‘庶民实用主义’。二者冲突实为两种文明形态之争：项羽‘烹太公’是将血缘伦理工具化，刘邦‘分羹说’则是将伦理彻底政治化。此中差异，恰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言‘霸王之道异也’。

四、历史评价的维度问题
班固《汉书》称刘邦‘宽仁而爱人’，范晔却指其‘性刻薄’。实则乱世枭雄的行为，须置于‘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框架理解。项羽之‘下作’源于其未能完成从将帅到政治家的转型；刘邦之‘无赖’实为破除形式伦理的政治智慧。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此：‘高祖规模宏远，岂专任诈力哉！’可谓的评。

要之，楚汉之争的伦理困境，本质是中国从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官僚政治过渡的必然阵痛。后世当以‘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观之，过执道德批判，反失史鉴真义。今人回望此事，更应思考：在群雄逐鹿的非常态环境下，政治伦理的边界究竟何在？此问之价值，远超对具体人物的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