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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 揭秘大明王朝的“自宫潮” 严刑也难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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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飞 发表于 2016-4-26 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揭秘大明王朝的“自宫潮” 严刑也难禁止

揭秘大明王朝的“自宫潮” 严刑也难禁止

明代宦官铜像资料图

明仁宗朱高炽刚刚即位的时候遇到一件事:长沙一个平民自宫了,自宫之后,就请求进宫当内侍。这是件小事,却引起了皇帝的反感。朱高炽对此事的回应是:游荡懒惰之人,忍心自绝于父母,怎么能随侍在皇帝身边?让他当兵戍边去吧。

明朝初年开始,皇室急剧膨胀,对太监的需求多了起来,自宫成了很多人改变命运的阶梯。自己断绝命根,似乎是一种优势,可以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甚至还有升官发财的可能。洪武元年,明朝刚建立时,内监官只有正五品,后来甚至降到正六品,地位品级还不如宫中的女官。但洪武二十八年正式给内监定级,为正四品。此后,内监(其首领为太监)形成了自己一套官僚体系,自宫一路,就可以与读书人科考媲美了。自宫做官的成本,要比读书低得多,自宫改变命运,与读书改变命运一样,成了激发全民上进的鸡汤。

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子弟有人选择自宫,就连军人的子弟,也开始加入自宫潮。在刚处理完长沙自宫一事后,朱高炽又接到了奏本,上奏者是兴州左屯卫(河北迁安一代)军余(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之类)徐翊,说自己的儿子已经自宫,并且当上了内监,请求除掉自己的军籍。这回皇帝真生气了,批复说:为父教子,为子养亲。你儿子自伤身体、背亲恩、绝人道,根源就在你。让你儿子从宫里出去服兵役吧。

老这么处理细琐的事情不是事儿。皇帝对刑部尚书金纯等发指令:今后再有自宫的人,坚决不能宽恕。又找来大学士杨士奇等人,指示要下诏书严禁自宫,顺带连宫刑都禁了。

可是,自宫这个风潮,并没有因为仁宗的反感而消失。到了宣宗朝,又有任本等几个军民,自宫求用。宣宗皇帝朱瞻基说,先皇在的时候,自宫的人都发去戍边去交趾(越南)了,怎么这帮人还这么胆大妄为?那就按例全发遣了。

此后的明朝历代皇帝,坚持了严禁自宫的政策,违犯者均戍边。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江西的樊侃、陕西的李回汉分别伪称生病、坠马导致失去生殖器,实为自宫,违背禁令,均发配铁岭充军。明景帝景泰三年,皇帝又下令给礼部尚书胡濙:闻民间自宫者太多,可将犯禁令者自宫后投奔王府的,按旧例以不孝罪名处置。明孝宗弘治六年,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私宫儿子马五,事发后罗氏被判斩刑。当时刑部官员王嘉庆等人觉得太重,建议改为杖刑,结果皇帝大怒,不但罗氏依旧处斩,王嘉庆等人也被贬官外放。明武宗正德年间,更是多次重申,自宫者私自留在京城的一律处死。当时有自宫被捕者十二人,本应处死,因为年纪太小没有施刑,但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牢里。

禁止自宫的政策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可是,自宫潮并没有停止,反倒是愈禁愈烈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果当上内监,只是为了有个工作,混口饭吃,未必就能蛊惑那么多人冒着充军、杀头的危险,付出断子绝孙的代价,向自己的小弟弟挥出那一刀。真正的刺激,恐怕正来自那些发出禁令的皇帝们。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很多发禁令最狠的皇帝,身边都有一个威震全国的太监比如明英宗身边的王振,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大军被歼灭,皇帝被俘。此人在英宗复辟后还被平反,纪念得极富荣耀。再比如英宗后期的太监曹吉祥,差一点就谋夺了大明的帝位。明宪宗时代的汪直、明武宗时代的刘瑾、谷大用等人,以及明神宗时期的冯保等等,个个呼风唤雨,不仅自己能疯狂敛财,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能左右政局、控制大臣后宫藩王乃至皇帝。虽然免不了最终的身败名裂,但获取的利益是明摆着的。皇帝们对大臣的厌烦与不信任,都转变成对内监满满的爱,这才是导致大家疯狂自宫最主要的原因。

在很长的时间里,内监的权势都盖过大臣。举个例子,成化二十一年,官员许澣路遇内监邓才濩没有避让,双方发生冲突,许把邓给揍了。这件事的结果是许澣被下锦衣卫监狱,后来又转到司礼监处置,挨了三十大板。万历三十年,礼部官员敖文桢路过宣武门时,正好遇到三个喝了大酒、正骑着马乱闯的内监。三个宦官不仅醉驾,还对敖文桢破口大骂,把他的轿子砸得稀烂。敖吓得躲到了门官的家里,派人向锦衣卫求救。没想到锦衣卫官兵到来后,内监们居然袭警,把锦衣卫也给打了。为什么敢如此寻衅滋事?因为他们是郑贵妃的人。

明朝的内监有一套完整的官阶制度,实际在宫中形成了另一个政府,如司礼太监,其作用几乎相当于次相,而御马太监,则涉及兵权。司礼太监手下还有一群自称为内翰的小内监,是以翰林院、智囊自居了。内监们的作用可不仅在宫里,外出监军、出使和宣封外国、掌管财政税收,甚至搞特务机构(东厂),气焰压倒锦衣卫,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具体的待遇上,内监们也好过大臣。比如蟒衣,跟皇帝的龙袍差不多,就是少个爪子,以前是赐给国外的君主的,至尊国礼。后来就发展到赏给司礼太监,再后来才发展到赐给大臣。再比如皇帝经常赐给太监私印,大太监冯保就得到过一枚,上面刻着光明正大。

争当太监,也并不一定光为了自己改变命运很多人还考虑到整个家族。太监曹吉祥的干儿子、侄子,都因为他的缘故做了官。也就是说,内监们自己没后不要紧,亲戚孩子能就此得个一官半职,也算是给家族做了贡献。位置多、机会广,难怪人人趋之若鹜。

面上抓得严,但稀里糊涂进宫的自宫者仍然不少。明英宗正统年间,福建总兵陈懋,进净身男百八人,收之。云南黔国公沐斌家有年幼阉者十六人,进了司礼监。景泰年间,福建镇守内监戴细保送净身小口五十九人,进了司礼监。瞧,制度有漏洞,自己立的规矩,自己都不遵守。

就算风声紧,自宫的人们不能在京城呆着了,无法往宫里混了,那还能去各地的王爷家,甚至公侯家,所谓有需求就有自宫。景泰年间,永兴王朱志濮私收阉者十四人,被皇帝下诏谴责,十四人没收进司礼监。此后大臣藩府有违禁阉割的,往往依照此例,只批评收人,不问罪。当然也有倒霉的万历年间,黔国公沐昌祚,就被举报私阉男子,据说他家里有二十个内使。加上还有纵容下人贪虐等罪名,他被皇上点名斩了。

可以说,改变命运的迫切、律法规定的变通以及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禁令下愈发汹涌的自宫潮流。

自宫千般好,就一点不好,不能行男女之事。

没有性生活这条,是内监们的硬伤。但凡事无绝对,有钱了什么干不成?

从汉朝开始,就有宦官和宫女配对的,叫对食。不过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代,对内监管得极严,严禁娶妻,违者剥皮。这个规矩,到了朱元璋的子孙那里,就自己给废了。一直反对自宫的宣宗,对自己身边的内监却宠爱有加,有个内监叫陈芜,在宣宗没当皇帝时就跟着他,感情不是一般好,宣宗一上位,陈芜立刻赐名王瑾,升御马监太监,各种赏赐绵延不绝,其中就包括赐给他宫女为夫人而且是两个。

明英宗时期有个太监叫吴诚,家里竟然有一妻一妾。这个吴诚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了,但有记载称,他的妾姚氏曾经上书给景泰皇帝,说以前吴诚在香山买过坟地,要求在那个地方给吴诚建个衣冠冢招魂。景泰皇帝还批准了。后来英宗复辟,又赐给吴诚之妻南京庄田。这些都说明吴诚生前的两性生活十分丰富,也说明朱元璋时代的规矩被彻底破坏。

渐渐地,内监与宫女配对这样的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要是有买个针线盐油啥的,总得自己亲力亲为,没有内监相好跑腿,还会被女伴嘲笑,觉得她没人要,就像现在的人说的是剩女。甚至还出现了给内监宫女撮合的媒人,形成了产业链,能靠这个挣钱了。内监们娶妻宫女们结对,叫做菜户,约定俗成,气魄也越来越大,成化年间,内监龙闰竟然娶到南和伯方瑛的妻子(方瑛为当时的猛将,四十五岁去世了),估计连皇帝都觉得太过了,命令他们离异。后来还有太监常英,收人妻子为干女儿,热闹得一塌糊涂。

内监嫖娼也是当时的一景儿,他们可是妓女们最欢迎的恩客。有些内监,干脆就娶了妓女。

娶妻配对嫖娼的太监,并不全是自宫的,看上去也和自宫潮没啥直接关联。可是这些事告诉人们,自宫也没啥大不了的,阉人有办法把与常人的生活差距缩短到最小,要是有钱有权,则完全可以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么一来,那些自宫的人,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万历中期,河北沧州肃宁,有个下身溃烂的流浪汉决定自宫了。这人身形高大,目不识丁,性格狡诈,本来是个混混,没什么积蓄,却喜欢喝酒嫖娼赌钱,热爱鲜衣怒马一掷万金的生活。可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命,很快就混得流落街头吃不上饭,人人都嫌弃。看着自己破烂的衣衫、不堪的身体,流浪汉琢磨,都已经这样了,干嘛不去当个阉人,重新混个前途呢?

这个人叫魏进忠。随着那一刀咔嚓下去,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先当了官员家佣,之后竟然被推荐进了宫里。再之后又改名魏忠贤,开始了自己兴风作浪左右皇帝和朝政的人生高潮。已经积重难返的大明,就在这个自宫者的推动下,彻底走上了不归路。大明的皇帝们终于没有奈何自宫潮,自己的江山,却开始崩塌在自宫者的手里。

杨垂 发表于 2025-7-12 07: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明代自宫现象之制度根源与社会伦理困境》

明代自宫风潮实为制度性痼疾与生存理性博弈之产物,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畸形路径。考诸《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典籍,此现象实与宦官制度演变、户籍政策及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非单纯律令所能禁绝。

一、制度诱因:宦官体系的权力扩张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内监品秩为关键转折。太祖改制前,宦官最高不过正五品,尚不及女官;改制后形成独立官僚体系,其升迁路径与文官科举形成镜像。宣德年间设立内书堂教习宦官,更使阉宦集团获得文化资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正统至成化间,宦官奏本数量增长三倍有余,司礼监掌印渐有"内相"之称。此种权力结构下,自宫实为底层民众突破军户、匠籍等世袭桎梏的极端选择。

二、经济驱动:宫廷服务的市场价值
据万历《宛署杂记》统计,嘉靖年间京师宦官总数逾十万,其中多数服务于亲王、勋贵府邸。这些"私白者"(非官方录用宦官)通过包揽皇庄经营、市舶税收等事务,形成特殊经济网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南京守备太监年收入可达万两白银,远超七品知县岁俸。在土地兼并严重的弘治、正德时期,自宫者实将身体残缺视为规避赋役、获取经济特权的理性投资。

三、伦理困境:孝道观念的制度性瓦解
仁宗"背亲恩、绝人道"之斥责,实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典型表述。然考景泰三年礼部奏议,民间自宫者多"伪称坠马、病痿",其家庭往往参与共谋。这种现象揭示出严峻现实:当《大明律》规定的"毁伤父母遗体"属十恶不赦之罪时,底层民众却以集体违逆伦理的方式寻求生存。罗氏私宫亲子案中,母亲甘冒极刑的风险,恰说明制度压迫已使血亲伦理让位于生存理性。

四、禁而不绝的政策悖论
历代禁令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触及制度性病灶。成化年间商辂奏疏指出:"禁自宫而用阉人,犹止渴而饮鸩。"只要宦官制度仍保持政治经济特权,则肉体残缺与阶层晋升的畸形兑换关系必然存在。正德朝虽立"自宫者死"之峻法,但同期《武宗外纪》记载,刘瑾集团仍大量招募自宫者充任税监,可见权力集团本身即为制度漏洞的制造者。

要而论之,明代自宫潮实为专制皇权下社会流动机制异化的标本。其持续二百年不衰的历史证明:当制度将人身残缺异化为晋升资本时,任何严刑峻法终将沦为具文。此现象留给后世的启示,远超出宦官制度本身,直指权力结构与生存伦理的深刻矛盾。
辣基痛击 发表于 2025-7-19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明代"自宫潮"的社会根源与制度困境》

有明一代"自宫成风"现象,实为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特殊案例。细究其因,当从制度建构与社会心理双重维度解析。

一、宦官制度之结构性诱因
洪武二十八年定内监为正四品,实为制度转折点。考《明史·职官志》,永乐朝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机构膨胀至二十四衙门。宣德年间更创"内书堂"教习宦官,使其具备批红权。制度性权力赋予,使宦官群体形成"另类科举"通道。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成化年间宦官总数已逾万人,较洪武初年增长数十倍。这种"以残缺换前程"的晋升模式,本质上反映的是传统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畸形发展。

二、禁令失效的社会心理基础
《大明律》虽明载"自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然民间仍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在于经济理性与伦理价值的严重冲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正德年间河北贫民"阉子如豢豚",实因宫廷宦官"岁廪二十四石"远超戍卒。这种"舍身体以博富贵"的心理,恰如顾炎武所言"礼法不能制利欲"的社会现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宫者多来自军户、匠籍等世袭贱籍,反映明代户籍制度造成的结构性压迫。

三、禁而不绝的制度性困境
历代君主禁令的失效,暴露了皇权治理的深层矛盾。仁宗"戍边"之策与孝宗"斩刑"之严,皆未触及问题本质。丘濬《大学衍义补》指出:"禁其流不遏其源,犹止沸而益薪。"当宫廷刚需与民间供给形成隐秘市场时,单靠刑罚实难根治。嘉靖朝《实录》记载,北京黑市竟有专业"净身师"潜伏操作,可见禁令在利益驱动下的苍白。

要而论之,明代自宫现象实为制度性社会病症。其折射出的,不仅是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更是传统社会流动机制的深刻危机。今日观之,犹可为阶层固化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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