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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为什么说王阳明最大的贡献是解放思想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晚明大变局》一书二〇一五年上海书展面世后，先是上海书展被评为十大最有影响力新书，继而陆续被多家媒体评为月度好书，如被评为《中华读书报》二〇一五年九月好书，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二〇一五年九月中国好书等。二〇一五年年底时，又被《光明日报》评为二〇一五年度十本好书，被《人民日报》评为二〇一五年度好书。如此等等。 舆论界、读书界、学术界如此看重这本书，可能是因为我用别样的视角解读晚明史，提出了晚明也有大变局的新看法。正如《中华读书报》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和晚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说法，而樊树志先生认为，实际上晚明已是一大变局通观全书，可以承认晚明大变局一说大致是成立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很多论述有助于公众更新对晚明历史的认知本书的意义当不限于晚明史，将晚明的变化理解为一大变局，就否定了李鸿章三千年未有的说法；强调晚明之变的外源性，将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间提早到晚明，也深具启发意义。如此，如何看待有清一代，如何理解晚明变局与晚清变局的关系，如何描绘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图景，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不同层次的读者之所以喜欢这本书，也许是本书的两大主题对外开放与解放思想与当代读者发生了共鸣，有助于人们回顾过去、应对当下、展望未来。因此我很乐意与各位分享读史的心得，上次在上海古籍书店与读者有过交流，反响很好。今天的读者朋友请我讲讲王阳明，也就是《晚明大变局》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挣脱枷锁，内容与形式因时而异。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特点就是要冲破僵化的经学思想的束缚。此事说来话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于是乎形成了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以研究经学为生的人群称为经师。经师们专注于经典的一字一句的注释，搞所谓章句之学。汉朝的经学就已弊端百出，正如已故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号称博学，其实支离灭裂，于理绝不可通，自相矛盾之处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经学家大多变为没有脑筋的人，虽有耳目心思，都用在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经学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一言以蔽之，经学的弊端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拘泥、僵化、教条。宋明理学把这种弊端放大到了极点。 明朝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僵化，科举取士都以宋朝经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作为考试课本和标准答案。考生们为了跃登龙门，一味死记硬背，写毫无自己思想的八股文。人人都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以朱子的思想为思想，而没有自己的自觉思想、自由思想。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所说：结果，朱熹的宋代儒学版本成了科举考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这种融合往好处说是鼓励人们去关心只言片语、孤立的细节、无关紧要的东西；往坏处说则导致死记硬背、照本宣科而不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习惯。一旦朱熹广博的道德形而上学被转变成纯经院形式，批判精神、创造性思想、道德目的和活力就逐渐消失了。 一两千年前的经典，后人奉为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供上神坛，顶礼膜拜，不敢批判，不敢怀疑，思想界死水一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人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首先出来打破僵化沉闷空气的是陈献章，他强调怀疑精神，提倡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意思是，有了怀疑精神，敢于怀疑圣贤，敢于怀疑经典，才会有觉悟，才会有进步。王阳明继承并发扬陈献章的怀疑精神，开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一直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学说被嘉靖皇帝斥责为伪学邪说。后来虽然平反昭雪，从祀孔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九五〇年代以来，又被贬为主观唯心主义，予以批判。 其实王阳明的事功和学术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官至南赣巡抚、两广总督，在平定宁王宸濠叛乱、赣南叛乱、广西叛乱中，战功卓著，无人可与之比肩。当然，他对于后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思想家角色，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都推崇他的思想；他所建立的阳明学流传日本、朝鲜等国，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不过，对于阳明学，人们各取所需，有的关注致良知，有的关注知行合一，我的切入点是解放思想。 我认为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解放思想，有两点应该细细琢磨。一点是：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阳明《传习录》）另一点是：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同上）这两段话，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以我的读史所得，在王阳明的前辈或同辈中，难以看到如此锋芒犀利的言词，如此深刻大胆的思想。其可贵之处在于，敢于向孔子、朱子大声说不。在朱熹思想成为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挣脱无形的网罗，强调无论求道还是求学，都应该出于自己的心得，独立思考，不要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写的《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都是向朱熹发出质疑，他认为被当作科举考试课本以及标准答案的《四书集注》，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说，有不少谬误；而且朱熹自己也觉今是而昨非。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不要盲目崇拜朱熹。扩而大之，他对传统经学也给与猛烈批判，他说经学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有的崇尚功利、邪说，这是乱经；有的专注于训诂、背诵，沉溺于浅闻小见，涂抹天下之耳目，这是侮经。所以他强调学贵得之心，不为经典词句所束缚：凡看经书，要取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拘执比拟，则反为所束缚。
樊树志为什么说王阳明最大的贡献是解放思想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王艮把这种思想推向极致。王畿思想的精彩之处在于，始终坚信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如果不能自证自悟，一味跟随前贤的脚跟转，重复前贤的语录，是没有出息的；如果执着于师门权法，不敢超越，那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思想岂不成为一潭死水！自从宋代把《论语》等四书奉为经以来，四书的地位节节攀升，大有凌驾于五经之势。知识人对它顶礼膜拜，只敢亦步亦趋地注释，少有批评。王畿反其道而行之，直率地指出《论语》有病，并非传神手笔，只记得孔子皮肤影像。因此王畿被朝廷斥责为伪学小人。《明史》与《四库全书》都对他持否定的评价。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来，掀翻天地打破牢笼，恰恰是他的最大贡献。李贽称赞这位前辈：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 王门弟子中王艮是最为奇特的一个，出生于卑微的灶丁之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主张以悟释经，耿定向把其解释为六经皆注脚，可谓切中要害。坚持朱熹正统思想的人，对王阳明及王门弟子非议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东林书院的顾宪成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主张回归朱子学，非议阳明学。他对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不敢以为是也，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顾宪成所说注脚六经，又具体化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说：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站在儒家经学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有离经叛道之嫌。其实，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势必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为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 放宽历史视野，便不难理解。汉朝经学弊端丛生，经生们沉迷于繁琐的传注，只知墨守家法。不满于这种状况的士人，跳出原有的圈子，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晋玄学。何晏、王弼用老庄学说解释《易经》《论语》，嵇康不涉经学，只读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是太阳。这样的魏晋风度，推动了思想解放，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绚烂多彩的一页。旅美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赞美道：滔滔泛泛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弱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晚明的思想解放浪潮，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魏晋。距离魏晋一千多年的晚明，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但不应该讥刺，反倒应该大声为之叫好。 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到了李贽那里，推向了高峰。李贽虽然不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也可以归入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行列。他是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可以算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他认为，千百年来无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因此，不必把孔子的是非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还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把王艮的六经皆注脚发展为六经皆史。六经原本就是史书，被后人尊奉为经，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李贽主张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经史一物。言简意赅，在理论深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章学诚。当时的假道学打着周、程、张、朱的幌子，贩卖私货，嘴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面却想升官发财，他极为反感，口诛笔伐，言词之尖刻令人惊骇：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朝廷因他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把他逮捕。他在狱中自刎而死，用坚毅的死表达对于当权派的最后抗议。明末清初的名士张岱说，李贽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犯法，仅仅是他的口与笔闯了祸，成为专制体制所不容的思想犯。他的著作万历、天启年间多次被禁，但是始终在民间流传。顾炎武对李贽并无好感，却在《日知录》中如实地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反映了民间舆论的取向，并不以朝廷的旨意为转移，要喜则喜，要藏则藏，有思想活力的书是禁不了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对李贽推崇备至，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辈，写了洋洋万言的《明李卓吾别传》。他认为，李贽的学说与理想极其高妙，不肯依傍他人，他的文章对孔子屡有微词。自从王充《问孔》以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他是唯一的人。吴虞打倒孔家店，显然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由此看来，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有些人企图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意义，他们混淆了孔子与孔家店的区别。孔子的思想，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改造，已经面目全非，孔家店贩卖的货色，并非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打倒孔家店，如何建立新思想新文化？如何迎接德先生赛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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