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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易学、儒学、道学、黄老及经世之学为根柢，分疏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中潜运之华夏传统文化因素。非以西释中，亦非以古附今，旨在明其根脉、辨其损益。毛泽东思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矛盾实践、统一战线、大同理想等处，接续经史子集之精神；邓小平理论于解放思想、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一国两制、市场经济、韬光养晦、摸着石头过河等处，承变易、民本、知行、大一统、和而不同之绪。二者皆因时制宜，损益可知，归于天人、心性、治平之大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新局。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民本；变易；小康；大一统
大纲：
一、绪论：现代中国思想之传统根脉
（一）问题之提出
（二）方法与边界
二、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一）实事求是：汉学考据与经世致用
（二）群众路线：民本与得民心
（三）矛盾论与实践论：易阴阳与知行
（四）独立自主与自强不息
（五）统一战线与军事：和而不同、知己知彼
（六）大同理想与愚公移山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变易与日新
（二）小康社会：礼运小康与富民教民
（三）共同富裕：均平与仁政
（四）一国两制：大一统与和而不同
（五）市场经济与韬光养晦：黄老之道与知几
（六）摸着石头过河：知行与试验
（七）三个有利于与尊重人才：实功与尚贤
四、比较与总论：同源异用，因时损益
（一）同源：民本、变易、知行、大一统
（二）异用：革命与建设，斗争与发展
（三）归于天人、心性、治平
一、绪论：现代中国思想之传统根脉
（一）问题之提出
问曰：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皆现代中国之指导思想，其传统文化因素安在？此问不可草答。盖二者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其显题，然其精神气脉，实深植华夏经史子集之中。若谓全然西来，则失其根；若谓简单复古，则昧其变。故当以“损益”之眼观之。
出处：《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孔子此言，正示传统非死物，乃活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皆非旧学之复刻，而是华夏智慧在近现代革命、建设、改革中之转化创新。其传统文化因素，或在术语，或在思维，或在价值，或在方法，皆可疏解。
（二）方法与边界
本文立论，以易学、儒学、道学、黄老、中医学等元典及其注疏为根，不引西学为立论依据，不杂佛说。解析毛邓，非以现代概念解构经典，亦非以经典附会现实；乃从传统学说内在逻辑出发，观其同异。毛泽东思想偏于革命、矛盾、群众、独立；邓小平理论偏于建设、发展、开放、共富。二者皆归治平之道。
二、毛泽东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一）实事求是：汉学考据与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四字，首见《汉书·河间献王传》。
原谓刘德好古求实，不尚空言。毛泽东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新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与顾炎武“经世致用”、王夫之“即事以穷理”一脉相承。清儒考据重证据，湖湘学派重实践，皆为此说之土壤。故实事求是，非仅认识方法，亦是华夏“知行合一”传统之革命化表达。
（二）群众路线：民本与得民心
群众路线之根，在民本。《尚书》云：
《孟子》更言：
出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管子》亦曰：
出处：《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毛泽东倡“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民本思想之展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非权谋，乃治道之本。群众路线使民本由理念化为方法，由仁政化为组织。
（三）矛盾论与实践论：易阴阳与知行
《周易》以阴阳为道：
张载言：
王夫之注曰：
出处：《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物两体者，气之阴阳也。
毛泽东《矛盾论》言对立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实与易学阴阳、两体相涵相通。至若《实践论》，则承《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王夫之“行可兼知”之绪。
出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故实践论非孤起，乃华夏知行传统在现代革命中之升华。
（四）独立自主与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曰：
《论语》曰：
毛泽东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合此义。外不依赖，内不自弃，凡事求诸己，此华夏刚健精神。革命时期反“本本主义”，建设时期反“洋奴哲学”，皆自强不息之表现。
（五）统一战线与军事：和而不同、知己知彼
统一战线之智，在“和而不同”。
出处：《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孟子》曰：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毛泽东善于联合多数、孤立少数，此即和而不同。军事上，《孙子兵法》曰：
游击战、运动战，皆因敌制胜、以弱胜强之华夏兵家智慧。
（六）大同理想与愚公移山
《礼记·礼运》言大同：
出处：《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毛泽东引《列子·汤问》愚公移山，以喻奋斗。
出处：《列子·汤问》：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社会主义理想，即大同之现代追求；愚公移山，即华夏坚韧之象征。
三、邓小平理论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变易与日新
《周易》曰：
《大学》曰：
邓小平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两个凡是”，开改革开放，正合变易日新之道。实事求是承毛泽东与汉学传统，解放思想则承《周易》“变通”之义。改革非弃旧，乃因时损益。
（二）小康社会：礼运小康与富民教民
“小康”一词，出自《礼记·礼运》：
出处：《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
邓小平以“小康之家”喻中国式现代化阶段，实承礼运小康之绪。《管子》曰：
出处：《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论语》载：
出处：《论语·子路》：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故小康社会，非仅经济指标，乃富民教民、物质精神并进之传统治道。
（三）共同富裕：均平与仁政
《论语》曰：
出处：《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孟子》曰：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邓小平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此非弃均平，乃以差序发展求最终均平。先富带后富，合于仁政“推恩”之理。
（四）一国两制：大一统与和而不同
《春秋公羊传》曰：
出处：《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周易》曰：
出处：《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论语》曰：
出处：《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一国两制，主权归一，制度存异，正合大一统与和而不同。非分裂，乃统一之新法；非权宜，乃华夏政治智慧之运用。
（五）市场经济与韬光养晦：黄老之道与知几
《老子》曰：
又曰：
出处：《老子·六十一章》：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
邓小平言计划与市场皆为手段，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有黄老因循为用、不扰民之旨。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合于《周易》潜龙勿用、待时而动。
非消极，乃知几。
（六）摸着石头过河：知行与试验
《荀子》曰：
出处：《荀子·儒效》：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论语》曰：
“摸着石头过河”，即知行合一、试验推广之法。特区试点，先试后推，合于华夏“慎行而验”之智。
（七）三个有利于与尊重人才：实功与尚贤
“三个有利于”以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判准，合于《管子》实功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则承《尚书》尚贤之义。
出处：《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
故邓小平理论之传统因素，不在言辞，而在价值与方法。
四、比较与总论：同源异用，因时损益
（一）同源：民本、变易、知行、大一统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同源于华夏文化之核心：民本、变易、知行、大一统。毛重革命，故显矛盾、群众、独立；邓重建设，故显小康、共富、开放。二者皆以民为本，以变为道，以行为验，以统为归。
（二）异用：革命与建设，斗争与发展
时代异，则道之用异。革命时代，需破旧立新，故矛盾、斗争、独立自主为要；建设时代，需富国利民，故发展、开放、共富为要。非前是后非，乃因时制宜。孔子曰“损益可知”，正谓此也。
（三）归于天人、心性、治平
《周易》言“与天地合其德”，张载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皆可归于天人、心性、治平之大道。实事求是，天人合一之认识论；群众路线，民本仁政之治道；独立自主，心性自强之精神；小康社会、共同富裕，治平之阶段；一国两制、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之格局。
出处：《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出处：《张载集·正蒙·干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要之，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中的传统文化因素，非零碎比附，乃根脉相续、转化创新。华夏文化不因时代而亡，反因时代而新。学者当以主体性眼光，辨其源流，明其损益，则中国道路之文化自信，庶几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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