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绑定手机 已实名认证
|
德治与法治之辨：从华夏圣学义理观西方法治之弊及现代中国德治之道
论文大纲
一、引言：治道之本，惟在明德
- 阐明论题之由来，点出德治法治之辩为古今治乱之大端。
二、释名辨义：德治与法治之界说
- 释“德”“法”“治”之字义；辨“德治”非人治，“法治”非法家之任刑；引《尚书》《论语》《孔子家语》明德礼刑政之关系。
三、西方法治之现状与弊端——以外证内之镜鉴
- （一）西方法治之历史渊源及其成就简说
- （二）西方法治之现实弊端：重法轻德、权利泛化、诉讼泛滥、道德虚无、程序僵化、价值迷失
- （三）西法之弊根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却天道与人伦之基
四、中国古代德治法治体制之必要性与必然性
- （一）天人合一：德治之形上根基
- （二）阴阳五行：德刑并用之动态平衡
- （三）明德慎罚：德主刑辅之经典依据
- （四）历史经验：三代之治与秦亡之鉴
- （五）德治之内在逻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五、现代中国如何实施德治——返本开新之路径
- （一）以经典义理重塑价值体系：以儒学为核心之国民教化
- （二）德法合一：将德治融入法治建设之中
- （三）以吏为师：推行官德建设与政德考核
- （四）家国一体：复兴礼教与家风建设
- （五）医世同源：以“治未病”思想指导社会治理
- （六）教育为本：以经史子集涵养心性之正
六、结语：德治为体，法治为用，合于天道，济世安民
---
正文
一、引言：治道之本，惟在明德
夫治国之道，古今之变，莫大于德与法之争。近世以降，西风东渐，人竞言法治，以欧美为圭臬，而于吾华夏数千年德治传统，或目为迂阔，或斥为专制之具。然观欧美当今之世，法治虽盛，而民德日衰，人心离散，讼狱繁兴，家国失序。凡此种种，岂非法治之弊乎？《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二、释名辨义：德治与法治之界说
欲论德治与法治，先须正名。“德”者，得也，内得于心，外得于物。德治者，以德行教化天下，使民有耻且格。“法”者，法也。《说文》：“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然德治非不用法，法治非不尚德。《礼记》云：“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三、西方法治之现状与弊端——以外证内之镜鉴
（一）西方法治之历史渊源及其成就简说
西方法治之源，可溯至古希腊罗马。亚里士多德倡法治优于人治之说，罗马法以私法精善著称。中世以降，教会法、王室法、城市法并立，至十七八世纪，启蒙诸子倡自然法、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诸说，遂成近现代西方法治之格局。其成就所在，如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权力滥用、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皆有可观之处。《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然因其文化根基与华夏不同，其法治之弊亦随之而生。西人之学，析心物为二，分人己为界，重利轻义，尚争尚斗，故其法治虽能矫一时之枉，而终失大道之全。
（二）西方法治之现实弊端
其一，重法轻德，民无廉耻。西国以法律为唯一行为准则，凡法律不禁者皆可行。于是焉，藉法律之漏洞以营私者，不胜枚举。商贾欺诈于市，政客诳言于朝，夫妇轻弃于室，讼棍逐利于庭。法网愈密，奸宄愈多。此正孔子所谓“免而无耻”之景也。
其二，权利泛化，义务阙如。西人言权利，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人人得而主张，而于义务则罕提及。父子相讼，夫妻为仇，邻里自保，路人见死不救。权利之极端，乃至以个人之偏好为神圣，以社会之公序为桎梏。是故家庭解体，社群涣散，国势虽强，内里已虚。
其三，诉讼泛滥，社会成讼市。西国律师之众、官司之多，冠于全球。一车祸之微，必讼至数年；一契约之琐，费尽万金。讼事兴则人情薄，人情薄则信任亡。以法为唯一解决争端之途，则道德、礼让、中庸之道全失，社会成本之巨，不可胜计。
其四，道德虚无，价值迷失。西方法治标榜“价值中立”，其极也，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凡为“多数”或“强权”所定者即是法。于是而能解构男女之别，能言“六经”为糟粕，能以自由之名纵欲败度。此《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弊，然不悟道，则法无所依。
其五，程序僵化，正义可欺。西法重程序正义，本为防专断，然程序至繁，则刁钻者以术玩之。有钱有势者，雇精熟法律之师，以程序拖延、证据规避，使实质公义终不可伸。法之工具理性，凌驾于天理人情之上，终成“纸上的正义”。
其六，权力博弈，党争失序。西方法治名义上为权力制衡，实则政党恶斗，政客以法律为斗争工具。选战之中，互相攻讦，法律成为党同伐异之器。三权分立制衡之原意，化为“否决政治”，国策不行，民怨沸腾。
（三）西法之弊根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西方法治之所以有此诸弊，其根源在一“无”字：无天理之根，无人伦之本，无至善之极。夫法者，乃人伦物理之表现，而非凭空制造之规则。西方自拒斥上帝之后（纵有上帝亦为外在之格者），法之终极依据归于“人权”，而人权的终极依据又归于何？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故其法治如无根之木，虽枝繁一时，终将枯萎。
《礼记》曰：“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此华夏治法之大本。法而不本于天地阴阳，则失其源；不依于人情礼义，则失其准。西人法学正是本末倒置，以人为法为源，以自然为被动之物，以欲望为正当，以克制为压迫，故其法治愈演愈烈，则离道愈远。
佛学之流，以因果轮回之说乱人心性，使人弃伦常而慕空寂，西方之虚无主义亦类似之，皆不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旨。故吾人论治，必拒佛学之空，亦斥西学之虚，而归诸华夏圣人之实学。
四、中国古代德治法治体制之必要性与必然性
（一）天人合一：德治之形上根基
华夏之教，首重天人合一。《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西人以天（自然）为客观对象，以人为万物尺度，故其“人权”沦为私欲之主张。华夏以天人为一体，故德治之要，在使人之欲合乎天理，人之行为达乎天道。此德治之必要性，非徒以代法，乃在于治术之上有一超越之准则——道。道在人心为德，道在政术为治，道在禁恶为法。故德治非空泛道德说教，乃法之无所不在之源。
（二）阴阳五行：德刑并用之动态平衡
《黄帝内经》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五行者，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而成万物。治法亦然。教化（木）生善，礼制（火）明分，信义（土）立基，政令（金）行权，刑律（水）止恶。五者运行，缺一不可。然其中以何为主？以土为尊。土者，信也，德也。德治者，土行也，持中而御四方，其德昭明，则五行和顺；德治不修，则五行失序，政令虽严，刑律虽密，而成病体矣。
故中国德治体制之必要性，在于其顺应天道阴阳五行之运。非谓法不足用，乃谓法不能独用。独用则偏，偏则变，变则乱。秦始皇专任刑罚，二世而亡，即明证也。
（三）明德慎罚：德主刑辅之经典依据
《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尚书·吕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礼记·乐记》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汉儒董仲舒承孔子之旨，对汉武帝言：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旷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四）历史经验：三代之治与秦亡之鉴
三代之治，如尧舜之垂拱而治，汤武之明德慎罚，皆有天下为公之气象。《论语》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秦朝以法家之术取天下，废井田、焚书坑儒、严刑酷法、以吏为师，其势不可谓不强，其法不可谓不备，然不旋踵而亡。何也？仁义不施，即德治之失。法可禁恶于一时，不能生善于永久。秦之亡，亡于纯任法治。
汉初承秦弊，杂用黄老，与民休息，然黄老之无为主于因循，而于德教未遑。至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德治传统复归。虽其后历代政治多有德法兼用，而德为治本之思想，贯穿两千余年。凡德治显明者，如文景、贞观、仁宗，皆致太平；凡德治隳坏者，如桓灵、天宝、崇祯，虽多严法亦不免祸乱。此非史家之私言，实乃天数之昭然。
（五）德治之内在逻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门德治，自有其严密之内在逻辑。《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何谓格物？即穷究事物之理。《周易·乾文言》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五、现代中国如何实施德治——返本开新之路径
然现代中国，承传统文化断丧之后，欲实施德治，非一时之功，须从经典义理出发，结合现实制度，循次而进。兹陈六端：
（一）以经典义理重塑价值体系：以儒学为核心之国民教化
德治之基，在民德之厚。民德之厚，在教化之兴。今日中国之道德乱象，源于经学之失传与价值真空。故当重倡经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编定《中华德育课本》，由小学至大学，循序教授。
小学教《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以养其正，中学授《论语》《孟子》以立其志，大学讲《易》《礼》《春秋》以明其道。又当恢复读经、讲经之传统，使学者知“仁义礼智信”之真义，明“孝悌忠信”之大本。非以古书为猎取名利之资，乃以圣言为安身立命之据。
媒体出版、影视文艺，亦当秉持“文以载道”之本，表彰忠孝节义，贬斥邪淫奸诈。一乡之长老，一城之贤士，皆可入学校、讲堂，以身作则，传道解惑。如此十年二十年，民德归厚，德治之基始固。
（二）德法合一：将德治融入法治建设之中
德治非废弃法治，而是以德为法之灵魂。现代中国之法治，当以德治为体，以法治为用。立法之时，当审其是否合乎天理人情、仁义道德。凡逆人伦、悖公理之法不该立；凡有助于敦厚风俗、扶植善气之法当立。
具体而言，《民法典》之“公序良俗”原则、《刑法》之“谦抑”精神、诉讼法之“调解优先”等，皆为德法合一之体现。然仍须更进一步：司法裁判中，当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道德效果之统一。法官断案，不只引律文，更当参酌天理人情，如古人所谓“经义决狱”。唯其如此，法律才不会成为冷冰冰的工具，而是天理人情的载体。
（三）以吏为师：推行官德建设与政德考核
《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一，官员选拔当以德为先，才德兼备。德者，忠孝廉洁、正己爱民。设政德考试，以经义策问判断其心术。
其二，官员考核当置德行于政绩之前。不得唯GDP是崇，而须考其风俗是否淳厚、百姓是否安居、僚属是否守廉。
其三，建立“官德档案”，记录官员之公私言行，定期评定。
其四，对于失德之官，纵无违法，亦当劝退或降黜。古制有“君子不党”“大臣以道事君”之训，今可参酌，以正吏治。
（四）家国一体：复兴礼教与家风建设
家庭是德治的最小单元，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华夏礼教，以家为起点。《礼记·内则》备言父子、夫妇、长幼之礼，使家人相亲相敬。今人弃礼法，亲族散漫，故社会的原子化、道德虚无化日益严重。复兴礼教，应从家庭开始。
国家当立法鼓励家教、家风之传承。如对孝亲、和睦之家赐匾立碑，对不孝不悌之徒予以谴责或法律限制。社区、村庄当恢复“乡约”“家训”之传统。族谱、家礼、家训，皆可整理重修，以笃恩义。
夫礼者，非繁文缛节，乃秩序之美，乃仁心之形于外者。礼教兴则伦常明，伦常明则家道昌，家道昌则国运盛。今日“七夕”之变味、“婚礼”之奢靡，皆礼失其本之弊。当以古礼之义，化今俗之质，使婚礼、丧礼、祭礼皆有庄敬之意，如此则民德归厚。
（五）医世同源：以“治未病”思想指导社会治理
《黄帝内经》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德治的最高境界，就是提前涵养人心，使恶念不生，恶行不萌。实现这一理念，须重视社会风气的检测与调节。如国家可设“民德监测”机制，观察孝亲、诚信、勤俭、礼让等德行指标的升降，并及时调整教育与社会政策。
又当善用舆情之正向引导，而非一味禁压。舆情如水，治水者宜导不宜堵。朝廷之德政，当于民情之躁动处，先以德意解之。如遇民愤，则反省己过，以宽恤化解；若见邪说，则明正理以破除之。此为“治未病”之妙用。
（六）教育为本：以经史子集涵养心性之正
德治之成败，系于教育。现代教育之弊，在重知轻德，重技轻道。学校出产大量“有知识无德性”之人，社会因而危机四伏。挽救之道，唯有回归经典教育。
国学当列为各级学校之必修科。经史子集，为吾族之元气所存。经者，常道也；史者，镜鉴也；子者，智慧也；集者，情志也。读经能明心见性，读史能知兴替，读子能博辨义，读集能涵养性情。
更重要的是，教育须贯穿“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小学当教礼仪实践，如作揖、孝敬、敬师；中学当教为学次序，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大学当教学为人之大道，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则教育终能培养出德才兼备之君子，而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国家亦当设“经学博士”，由政府聘任大儒，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与礼乐制定。使学有所统，道有所归。此即“以圣贤为师资，以经典为教材”之具体施行。
六、结语：德治为体，法治为用，合于天道，济世安民
综观天下大势，西方法治之弊已昭然可见。其弊不在法之不备，而在德之无根。法治而无德治统摄，犹车无轨而行，舟无舵而泛，虽速而不达，虽强而必覆。华夏圣学，以德治为体，以法治为用，体用合一，本末相济。此乃古圣先王经天纬地之大智，亦为现代中国治国理政之圭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以德治立本，以法治为器，上合天道之阴阳，下顺人心之善恶，中守华夏之伦常，方可成就长治久安之盛业。吾辈生于文明复兴之际，当扬弃西学之糟粕，复明吾圣道之辉光。德治之兴，其必由今日始乎！
我知道答案
回答若采纳将获得 10 银币 已有0人回答
|
|
已绑定手机
已实名认证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