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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刘盈受骑坐之辩：易学视域下的教育、体质与领导力探微
大纲
一、引言：历史疑案与教育之问
二、易学“位”论：太子之名与实之辨
（一）乾卦九五之尊与六五之柔
（二）刘盈之“让”非让，乃失其位
三、儒道教育思想：仁厚非怯懦，刚柔须相济
（一）孔子“温而厉”与“浩然之气”
（二）老子“柔弱胜刚强”及庄子“无用之用”
（三）吕之“打压”与戚之“捧杀”：两家教育皆失中道
四、体质与情志：刘盈之“仁厚”或为“肝郁阳虚”
（一）《黄帝内经》“胆主决断”
（二）小儿“纯阳”与“稚阴稚阳”之辨
（三）盈之病，非独心性，亦关气血
五、批判西学：“领导力”理论的浅薄与偏颇
（一）儿童心理学之“自主性”误区
（二）所谓“领导力”实为“御人术”，失其本根
（三）西学不知“德位相配”，故有刘盈之问
六、结语：教育之道，在“导”不在“压”在“养”不在“捧”
一、引言：历史疑案与教育之问
太史公《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又《留侯世家》记：“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恐，不知所为。”史书虽未明言刘盈受刘如意骑之事，然民间传说与野史笔记多有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倚母之宠，竟敢骑于太子刘盈之背，嬉戏无度。此事若为真，则太子之尊严荡然无存，刘盈之性格懦弱可见一斑。
后人多以此归咎于教育环境：刘如意在戚夫人膝下，被百般宠爱，任性恣意，成“小大人”之态；刘盈在吕后之下，动辄得咎，战战兢兢，遂无自主之权。进而生疑：幼时听人使唤者，成人后必无领导能力乎？其天性仁厚者，何以竟至如此？此问涉教育、心理、政治、天道，非深研易学与儒道医理不能答焉。
今试以中华固有之学理，破其迷雾，还其本真。至于佛教与西学之说，其妄诞处不可不辨，故于文末略陈其谬，以正视听。
二、易学“位”：太子之名与实之辨
（一）乾卦九五与六五之柔
《易》以卦爻之位喻人事之际。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大人”，乃君位之象。太子居东宫，亦如潜龙未跃，然其位已定，名分已正，非寻常儿曹可比。刘盈为嫡长子，高祖立为太子，则天地之序已昭然。纵其年幼，臣民皆当以储君之礼敬之，岂容他人骑坐？
然《易》又有“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之。位者，外也；德者，内。若内无其德，则外虽有其名，而实不能守其位。刘盈受辱，非仅由外力所迫，亦由自身之“德”未充，故不能与“位”相应。
何谓“德”？非唯仁厚一端。《乾卦·文言》曰：“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四德备而后可为君长。刘盈“仁”之一面，而“礼”“义”“贞固”皆不具，故其仁厚非成事之德，反为受制之由。
（二）刘盈之“让”非让，乃失其位
或美刘盈之让，以为兄弟友悌。然《易》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太子非庶子可比，让于名分之外，便是失职。孔子尝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不成。”刘如意骑坐于太子，名分已乱，秩序已坏，非关兄弟私谊，实乃国家之患。此患之源，不在刘如意之骄，而在刘盈之弱；不在戚夫人之宠，而在吕后之峻。
观《周易·明夷》一卦：“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蒙大难。”刘盈似之，然文王之内文明外柔顺，处极而无悔之圣德；刘无文明之实，外唯柔顺之形，是“晦”而非“明夷”，是“隳”而非“难”。故不可同日而语。
三、儒道思想：仁厚非怯懦，刚柔须相
（一）孔子“温而厉”与“浩然之气”
《论语》述孔子之容：“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圣人之仁厚，必有威严相济。若徒温无厉，则沦为乡愿；若徒威无温，则流于暴虐。刘盈之仁，未得“厉”字一诀，故为妇人之仁，非君子之仁。
《孟子》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此气之养，必以义为配，否则馁矣。太子自幼被人役使，其气早已馁伤。纵有恻隐之心，亦不过是“不忍”之小仁，而非“大勇”之仁。“仁者必有勇”，刘盈之仁不见勇，则其仁未真。
孔子又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志也。”刘盈之志，可夺于乳母、夺于近侍、夺于兄弟，则其“志”非志，乃随人妄动之客尘耳。此非天生之过，实教育失其方。
（二）“柔弱胜刚强”“无用之用”
或曰：道家尚柔，何讥刘盈之弱？老氏有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胜。”然此“柔弱”，乃“守雌”之柔，非“委靡”之弱。水之柔，能穿山透石，能载舟覆舟；而刘盈之，如泥浆之软，不能自清，不能自立。故老子所贵，乃“至柔”之中含“至刚”，非纯以退让为能也。
庄子谓“无用之用”，然无用者，全其天年矣；刘盈虽“无用”，终被吕后所伤，未得天年，何用之有？可见道家之“无用”，乃避世自全之智，非处世无力之愚。刘盈失，在不谙老庄“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之妙，徒存其表。
（三）吕后“打压”与戚夫人之“捧”，两家教育皆失中道
其根由，刘盈之弱势，非一母之过也。吕后以法家之术驭子，动辄呵责，使刘盈畏首畏尾，萎缩。戚夫人则反其道，以妇人之宠纵子，使刘如意无法无天，骄横目无人。两家之教，一偏于严，一偏于纵，皆不得“中道”之旨。
《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为教者，知其子之心性，顺其天性而利导之，匡其偏失而节制之，非一味打压，亦非一味捧抬。吕后之于盈，如寒风摧幼芽；戚之于如意，如烈日照嫩苗。两败俱伤，岂止刘盈一人哉？
且刘如意之骄，亦非真“自主”。所谓“自主”者，必于道、明于理，自知所当为而为之。刘如意之恣意，出于一己之欲，毫无道义之自觉，实为“任性”，非“自主”，若遂其所欲，便是“小大人”者，亦不过傀儡耳，为其私欲所驱使，岂有半分主宰之能？故刘如意之“成长”，亦是失败之教育。
四、中医体质与情志：刘盈“仁厚”为“肝郁”
（一）《黄帝内经》胆主决断
《素问·灵兰秘典》论：“肝者，将军之官，虑出焉。胆者，正之官断出焉。”气壮者，遇事有决；胆气虚者，临事多惧。刘盈怯于决断，正合“胆虚”之象。
《灵枢·本神》又曰：“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幼儿常受呵斥，恐惧伤之，则神魂不安，胆气衰败。吕后之“打压教训”，正其病源。非刘盈生而胆虚也，环境之摧残，使其胆气不得生发。
（二）“纯阳”与“稚阴稚阳”
医家有言，“小儿为纯阳之体”，然《温病条辨》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纯阳者，言其生生之机旺盛也；稚阳者，谓其阳气尚未巩固也。二者相依而不悖。
刘盈时，处恐怖之境，其阳不得伸，其阴不得养，阴阳失调，肝木郁结，则性情乖戾，或沉郁寡欢。彼时非“仁厚”，乃“阳虚”而乏动力也。今人不知，见其不与人争，便赞其仁厚，谬矣。
《素问》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其所，则寿而不彰。”刘盈失其所，故其生命之辉光不彰。其早逝惠帝崩时年仅二十三，亦由阳虚不寿所致。可见其“仁厚”福，实为病态。
（三）刘盈之病，非独心性，亦关气血
后世读史者，但见刘盈“仁厚”，不见其“色痿”。吕后使观人彘，惠帝病，岁余不能起。此乃受惊而神气散乱，非仅仅“仁心不忍”之过。中医论病，必究情志与脏腑。惊恐伤肾，悲忧伤肺，肝木郁则脾土不运，五内俱病，焉得不崩？
故刘盈之案例，当以医道观之。教育之失，先伤其神，后损其身；身神俱损，则虽居九五之位，亦如朽木之不可雕也。岂可以“天生仁厚”四字轻轻带过？
五、批判西：现代“领导力”理论的浅薄与偏颇
（一）西方儿童心理学之“自主”误区
人见刘盈之事，辄用西方发展心理学“自我效能感”“习得性无助”等术语解释，以为吕后压制其“自主性”，其丧失“领导力”。此说貌似有理，实则落于机械因果之窠臼。
西方育儿心理学强调“鼓励孩子自己做决定”，甚至主张“不要强迫孩子分享”“不要打断孩子的游戏”等。此类主张，将“自主”单纯理解为“不受干涉”，完全忽视事物之内在规定性——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为正确之自由，何为放纵。刘如意之“自主”，正是西方所谓“选择权”之极端化，其结果并非成为英主，反而丧身于权谋。可见西方之浅薄，只知“由他去”，不知“以义裁之”。
（二）“领导力”实为“御人术”，失其本根
西学言“领导力”率皆罗列沟通技巧、影响力、决策力、情商诸种“能力”，以为可训练而得。此乃商贾之术，非圣贤之道也。夫“领导”者，领而导之也；领者，以衣领举全衣，身正也；导者，渠引水，理顺也。是故，必有“德”而后能领，有“道”而后能导。
刘盈之学领导力于西人，则必教其如何“被骑坐时说不”“建立威信”“设置边界”。然此皆枝叶之末，不究本心。即令刘盈学会反抗刘如意，亦不过多一“霸凌”之故事，何益于治国平天下？
中华之君道，在《尚书》之“皇极”，在《孟子》之“贵”，在《易》之“以直内，义以方外”，而非尚权谋。西学以“领导力”为个人技能，与修齐治平之本背道而驰。
（三）西不知“德位相配”，故有刘盈问
西方所谓“人格心理学”者，常以“大五人格”模型测评性格与领导力，以为外向性、尽责性等因素可预测成功。此皆表象之关联，罔顾天地之序与时势之变。
刘盈之“仁厚”若以五因素论，或“宜人性”高，“外向性”低则西学必断言其“不适合领导”。然“适合”与“不当”之别，不在性格量表，而在天地之位、人伦之序。贵为太子则当修其君德；人臣有才则当其臣职。若以“性格不适合”为由废长立幼，则天常也。西学不知名位之理，故不能解刘盈之疑，反以“领导力”之毒药，乱人耳目。
又，佛教者，以“无我”“空性”为教，视世间贵贱如幻。然太子之位，关乎万民之命，岂可作空花观？若刘盈以佛理自解，则愈无担当；若吕后以佛法治国，则伦理尽废。此乃出世法误入世间之患，尤须辩之。但本文篇幅有限，不遑深论，仅此略斥其非。
六、结语：教育，在“导”不在“压”，在“养”不在“捧”
合上诸端，可明刘盈之失：
一者，其情性固有柔弱之端，然非纯由天生，更多是环境压抑所致。吕后之严厉，不教子以“义方”，而欲其“听话”，此大过也。
二者，刘如意之骄纵，亦非善育。“捧”者，非养也，乃毁也。戚夫人之爱，不过妇人之私，非为国之公。
三者，太子之“领导能力”，不在能否自主决断，而在能否明理达道。明理则自主不惑，达道则决断有据。刘盈未得其学，故虽仁厚而不能守其位。
四者，教育之要，当取“中道”：宽严相济，刚柔并用，既要培养其“恻隐之仁”，亦须养其“羞恶之义”“辞让之礼”“之智”。此为四端之心，人人固有，但须“扩而充之”，如孟子所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
故曰：人之幼子，听人使唤不足惧；所惧者，无人使其明理。若有人教以黑白、晓以利害、激其大志、护其良知，则虽曾受骑坐之辱，亦忍辱负重，他日反成大器。惜哉！刘盈未遇此师，遂使仁厚成懦弱，太子终为傀儡。后世为人父母者，当以此为鉴，知“打压”之非，“捧杀”，而思《易》教之“童蒙养正”为何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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