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与孔子删诗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

『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礼记·礼器〗记载孔子论及『诗』与『礼』的关系时，也使用过这个语汇。持孔子未曾删诗说的学者认为，孔子既屡言『诗三百』，证明当时已有一种篇数约为三百的〖诗经〗文本，甚至由此认为『诗三百』是先秦时期〖诗经〗的名称。若干年来，关于〖诗经〗的专著及通行教科书多采用这一说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诗经〗学史观念，自然排除了『孔子删诗』的可能，加之现存文献引〖诗〗多与今本〖诗经〗相同，故孔子不曾『删诗』之说似铸为铁案。然事实并非如此。

先说『诗三百』。〖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刊登〖『诗三百』正义〗一文，该文指出：先秦文献中『三百』联言，往往并非实指，而是极言其多的一种修辞手段。这在〖诗经〗中不乏用例，如『三百维群』（〖小雅·无羊〗）、『三百赤芾』（〖曹风·候人〗）、『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囷』（〖魏风·伐檀〗）等。除〖诗经〗外，『三百』一语尚见于〖礼记〗〖左传〗〖周易〗等文献，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子仪〗篇叙述秦穆公既败于崤，发奋图强，不及七年，『车逸于旧数三百，徒逸于旧典六百』。由先秦时期的军队编制可知，这里所言战车数量的『三百』为虚数。用于极言秦国军事力量恢复的程度。

由『诗三百』之本意审视孔子之言，可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当释为：诗有许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其余所释亦当类此。孔子所言『诗三百』一语，既不能证明当时存在数目为三百篇的〖诗经〗文本，据此否定『孔子删诗』之说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

从对历史事实考证的角度来说，『诗三百』词语内涵的阐释只关乎『孔子删诗』可信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术史的追溯。『孔子删诗』本源于〖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删诗』即修订〖诗经〗文本的呢？一般〖诗经〗学史方面的著作皆引用〖论语·子罕〗中的一段话：『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根据〖左传〗，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冬，已是其晚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风』（或称『孔子立镜』）载孔子事迹：『天下闻其圣，自远方多来学焉。』接着又说：『鲁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据此可知，孔子授徒远在哀公十一年前。具体时间，华锺彦先生判定为鲁定公五年，即孔子四十七岁之时。华先生此说本于〖史记·孔子世家〗：『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以下续记鲁定公八年孔子事迹，说明孔子系于盛年收徒立教，授〖诗〗〖书〗〖礼〗〖乐〗。故其删订〖诗经〗必不晚于是年。

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曾提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分析，可释此疑。从传世文献来说，〖国语·鲁语〗记载，孔子前数百年，生活于两周之交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曾『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而今本〖诗经〗中〖商颂〗仅有五篇。一斑可以窥豹。

近年来出土文献中，发现诸多逸诗。上博简存有逸诗两篇，清华简〖耆夜〗包含五篇逸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存有〖芮良夫毖〗和〖周公之琴舞〗两种，清华简〖子仪〗篇中有乐歌三首。〖周公之琴舞〗录歌诗十『启』，其中成王所作之『元纳启』系今本〖周颂·敬之〗别本。有学者指出：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周公之琴舞〗的诗篇数目与今本〖诗经·周颂〗所存相关篇目恰为十一之比。凡此，可证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所言文献引诗『逸者不及十一』的统计，片面性很大。

下面对『孔子删诗』的具体工作流程试作描述。司马迁〖孔子世家〗叙述孔子删诗时，『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何为『去其重』？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来看，『去其重』首先就是选取某组诗篇中有代表性的篇章，而将其他部分视作意义重复而不取。因为教学读本，篇幅必有所限制。『去其重』的第二层意义是，从同一诗篇的诸多变体中择优挑选。清华简〖耆夜〗篇载周公所作之〖蟋蟀〗，与今本既有诸多相似，又有明显相异之处。今本〖蟋蟀〗当为孔子所选取，而清华简本仍流传于世。刘向自述，其『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这一编选原则与结果，都与孔子删诗相类似，显示了文献传承的内在规律。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论"诗三百"与孔子删诗公案之再审视

"诗三百"与"孔子删诗"二说，实为《诗经》学史上互为表里的关键命题。今人常以"诗三百"为确数，进而否定孔子删诗之说，此乃未达古义之论。

考"三百"之数，在先秦典籍中多为虚指。《周易·讼卦》"三百户"、《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三百乘"、《礼记·明堂位》"三百步"等，皆非实指其数。清华简《子仪》篇载秦穆公"车逸于旧数三百"，更明示"三百"为虚数修辞。此等例证，足证"三百"乃古人习用之概数表达。

细绎孔子所言"诗三百"，当解作"诗之众多篇章"。《论语》中"诵诗三百"与"虽多亦奚以为"对举，尤见"三百"非定数。郑玄注《周礼》云："古诗盖三千余篇"，孔颖达疏谓："孔子所录，十去其九"，此说虽未必确凿，然可证先秦诗篇原不止于三百之数。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引《诗》有逸篇，上博简《孔子诗论》论诗次序与今本迥异，皆为古《诗》本不止三百之明证。

《史记·孔子世家》明载删诗之事，司马迁去古未远，必有所本。观孔子整理六经之业，《书》删为百篇，《礼》定于三百，皆见其"述而不作"之旨。删诗之说，正与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相呼应。汉儒如班固、王充等皆承此说，至唐孔颖达始生疑窦，此实为经学阐释流变使然。

今人否定删诗之说，多因未见先秦有三千余篇诗之实证。然考古发现日新月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引《诗》"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与今本文字略异；上博简《采风曲目》载四十篇诗名，多不见于今本。凡此种种，皆暗示古《诗》传本之多元。孔子删诗，非谓毁灭文献，实为教学需要而选定善本，此与汉代刘向校书同理。

要之，"诗三百"当解为诗之众多，非实指篇数；孔子删诗乃文献整理，非妄加芟夷。二者本不相悖。读经贵在通变，执今疑古，恐失圣人之真意。学者当以开放心态审视传统，方得《诗》学之真谛。

论"诗三百"与孔子删诗公案之再审视

关于《诗经》文本形成与孔子之关系，实为经学史上之一大公案。今就"诗三百"与"删诗说"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诗三百"之说，先秦典籍多见。《论语》载孔子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语历来被解作《诗经》定本为三百篇之证。然详考先秦用词之例，"三百"多为虚数，极言其多而已。《小雅·无羊》"三百维群"、《魏风·伐檀》"三百廛"等，皆非实指。清华简《子仪》载"车逸于旧数三百"，亦属此类。故孔子所谓"诗三百"，当理解为"诗之众多篇章"，非谓实数三百篇也。

至于孔子删诗之说，源出《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存三百五篇。此说自汉代以降，争议不绝。反对者主要持三证：一者孔子自言"诗三百"，似当时已有定本；二者《左传》等引诗多与今本合；三者若经删削，不应存此规模。然细究之，此三证皆可商榷。

首先，如上所述，"诗三百"非实数；其次，先秦引诗与今本相同，正可见孔子整理之功；再者，古诗三千之数容或夸张，然《国语》载"瞽献曲"之制，足见周代诗歌积累之富。孔子以"述而不作"自任，对古诗加以去取，实合情理。观《论语》载孔子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言"郑声淫"，足见其于诗有严格之审美与道德标准，此正为删诗之思想基础。

要之，"诗三百"非实数，不足为否定删诗说之依据；而孔子整理六经，于《诗》有所删订，既有文献记载，亦合其文化理想。后世所谓"删诗"，非如后世编集之严格删削，实为在众多传本中选定善本，去其重复，存其雅正。此一过程，正见圣人"述而不作"之深意。

今人论此，当跳出非此即彼之思维，而理解古代文献形成之复杂性。孔子之于《诗》，既有传承之功，亦有整理之劳，"删诗"与否，要在如何理解"删"字之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