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曾国藩那样修养自身(图)

9 m5 w5 E* [4 m0 j8 x/ ~

曾国藩会见美国外交官

, V9 M  O1 L: g7 I    ■演讲者：唐浩明

    ■演讲话题：曾国藩其人其事

$ c+ O! z; Z- b# ]  h) b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8 M5 A" E7 r/ U9 i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 g1 z' Z( N" u6 p% q    ■著名作家讲述20多年来研究曾国藩的心得――修心与收敛

# q( l5 r- P% y+ G    ■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

0 z0 L& S; \: Q( V' j    ■曾国藩的做人做事对当代人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
- @) q* \$ D% G6 A
     

) t' [. d- `7 g! `0 G    ■演讲者小传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大前身)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

( W$ J( m% W2 U+ ~    在2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唐浩明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编辑出版的主要图书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等。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三部曲”。唐浩明现为岳麓书社总编辑、湖南省作协主席。      

    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

- p7 Y6 V$ {  R3 W5 R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 I* Z7 j7 `5 A- j9 E2 X$ D    ◎曾国藩其人◎
. l+ V8 @5 o6 g  H- `7 C8 \
6 E3 X; o2 i( R  S" `, l    ■“内圣外王”的典范，“三立完人”

& J: X6 a; I2 S! T1 I    ■严于律己，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 f4 i. N; ~4 y
6 n5 [& h0 A0 Z2 B& \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
9 r, A  l* J" @8 O  m
! c- k' L! n# f7 p9 r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 g' \  T( \9 @/ b7 o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8 S; }2 r; x. @+ l0 K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 F/ X; D' I! Q; Z0 e# {& N: f2 S4 z" e' e
# d' a) \. ^$ z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文字著述。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 S" R9 N$ P" @* F" v2 p# y5 t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