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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孔子筆削過的【春秋】還保留了多少『現場實錄』？
歷史是過去時的新聞，新聞是現在時的歷史。新聞先行，而後有歷史;新聞累積，而後成史書。中國人重歷史，更重新聞，特重即時新聞。上古的史官，其實就是一批新聞記者，而且是戰鬥在第一線的實況記者。 作爲五經之一的【春秋】，是孔子筆削過的魯史，而王安石說【春秋】經文是斷爛朝報，這就把史書與朝報聯繫起來了。這裡先就朝報二字說幾句。 朝報者，朝廷大事之報告也，唐時專稱爲邸報，是要適時發布的重要新聞。那麼，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制度的呢?文獻記載，商代君王身邊有巫與史二職。巫負責事前的占卜，史負責事間與事後的即時記錄，分別稱爲卜辭、占辭、驗辭。占辭和驗辭中，有具體確切的時、地、人、事，所記之事有因、有果、有過程，具備了新聞要素，其實就是商代的朝報。 據【周禮】記載：周代朝廷特設有史館，史館中的史官是世守其職的，負責記錄君王言行、發布朝政信息，其主持人叫作太史。史官們有明確分工，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緊隨在君王身邊，負責現場記錄。凡專記內庭之事、人事任免者爲內史，凡專記外廷之事、國家軍政大事者爲外史，凡專記後宮之事者爲女史，還有一批在史館供奔走服務的小史。這些史官的第一責任是現場記事。他們是新聞記者，然後要把記錄依年月日累積排列起來，就成了歷史，歷經之史事也。 春秋時，齊國太史董狐見權臣崔杼弒其君，因爲及時地搶記下這一不義的政變事件，被殺害了;其弟立刻頂上去，又被殺了;另一個弟弟又頂了上去。時在史館服役的南史聞訊，也立刻抓起筆來，趕赴現場去記，得知第三個人已經記下了此事，這才退下。可見，那時當一名跑現場的記者，是要甘冒風險的。 下面講講王安石所指斥的斷爛。說它斷，不無理由。【春秋】經文，是被孔子刪削過的，原文本是按年、月、日依次記事的，其時事是互相聯屬的，它被刪被削之後，自然也就斷了。所以【春秋】中有不少年、月下面是空文，全無記事。比如開章明義第一條，就只有經元年春王正月幾個字，沒有下文。不論後儒做多少疏解，都無法說明孔子何以沒有記下該年月發生的任何一件史事;而其下一條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卷三的第一條經文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等，就都有記事。書中這種年與年之間、月與月之間被刪後的斷很多，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再說爛。經文鄭伯克段於鄢晉殺其大夫里克之類，雖說行文有貶有褒，是非分明，但後人根本無法從這些字句中得知相關史實到底怎樣，若沒有【左傳】等書爲其註明原委經過，後人根本無法知其所云了!在王安石看來，此即爲爛。 但是，話說回來，【春秋】畢竟是一本經書，其價值遠非斷爛一詞可以抹煞的，試以如下理由說明之。 第一，【春秋】經文，只是片言隻語，這只能是【魯春秋】的標目或索引，而不能也沒有取代【魯春秋】之內文。從先秦諸子的各家文章看，諸子與各國行人引述【春秋】所涉之史事者不少，他們並非僅據【春秋】經文之片言隻語發論的，他們是讀了原著的。左丘明之所以能寫出【左傳】來，把經文所涉史事交代得頭頭是道，就證明了原始史料的存在。 我們知道，在簡牘時代，書冊翻檢很艱難，孔子讀【易】，尚且韋編三絕讀史，更易脫簡。有此一本要目在手，何等方便!孔子編輯這個標目，是一種創造性勞動，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原因在此。 第二，今天，我們從新聞史的特定角度去看【春秋】經文，還會獲得另一層重要啟示。 從文化史的特定角度看，它可以幫助我們準確理解春秋筆法一字貶褒爲尊者諱直筆等詞語的真實含義，它可以幫我們解開古籍閱讀中的許多死結。比如爲尊者諱之諱，通常作迴避繞開講，甚而當作閉口不提解。其實不是這樣，孔子只是希望說得委婉一點而已，決不是不提某人某事。正如人們諱言死而說成去世逝世一樣，一旦解開了這個曲筆，也就無所謂諱了。何況，前引天王殺其弟佞夫句，矛頭直指天王，根本就不諱。 從新聞學的角度看，【春秋】經文既尊重客觀事實，又表明編者的評判，其字斟句酌、分寸尺度、愛憎立場、是非判斷，均精確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地步。【春秋】經文，很像是當代【人民日報】之頭版頭條的新聞標題，其製作體例是非常嚴格的，其原則是十分嚴肅的。孔夫子說的筆法義理，今天仍在用。 從新聞史的特定角度看，【春秋】【左傳】中的這些史實，原本都是當年的現場記錄，是新聞，而且還是及時向國際通報的當日要聞，後來才變成了史料。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新聞史應該把眼光放寬些，放長遠些，不要只看到唐人的邸報就止步。 就新聞從業精神而言，要當個出現場的實錄記者，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無畏和求實的精神，是該發揚光大的。它又豈止是史官與記者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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