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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修養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 王，鄭玄認為是周公命，代成王命。有人認為是武王，根據蔡沈【書集傳】，蔡沈認為是武王比較合適，因為文中稱康叔為弟而自己偏稱寡兄，這應該是武王的語氣。封，康叔的名。丕，大。顯，明。考，『父死曰考』，即過世的父親。克，能。庸，任用可用之人。祗，敬。威，威刑，施予威刑，給予應該受刑的人。顯民，就是把這些道理明示於民眾。殪，殺。戎，兵。誕，大。厥，其。武王這樣說道：『我的弟弟封啊，只有你那偉大昭明的先父文王，能夠彰明道德，慎用刑罰，從不敢侮慢鰥夫寡婦之人，任用當用之人，尊敬當敬之人，施刑於應受刑之人，並將這些明示於大眾。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慈愛體恤那些無依無靠的窮民，連鰥夫寡婦都不敢侮慢。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事。刑罰施加給應受刑罰的人，並將這些道理明示於民眾。上天才大命文王誅殺、用兵討伐殷商，大受王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上天讚賞文王，於是大命文王用兵殺伐殷商，大受王命。 這裏提到『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因為在位者是代天理民，就應效法天道，天道有什麼特點呢？天無私覆，平等的仁愛保護萬物，一視同仁，而且天有好生之德，不能忽視更不敢侮慢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既然與天地萬物是一體的，更應當愛護人民，所以古人把在位者比喻為『民之父母』。作為民之父母，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犯罪的子民？【鹽鐵論】中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作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待有罪過的百姓應該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要做的不過是增施恩惠、寬容厚待罷了。哪有父母官屠戮百姓的道理？如果把百姓甚至是犯罪放在自己的對立面，將自己所逮捕、殺戮、判刑的人數作為功績去稱頌，而毫無憐憫之心，這就與天道不相符合，與仁政的要求也大相逕庭。 【鹽鐵論】中說：『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孔子說，對於不仁的人憎恨得太過分，也會招致禍亂。百姓動亂，就應該回頭從朝政上找原因；朝政亂了，就應該回頭反省執政者自身。如果自身能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所以，君子讚美鼓勵善行，又能憐憫不能為善的人；對施刑的人給予恩惠，對窮人施行仁德。在施恩惠時感到喜悅，而在實施刑罰時應感到難過，這才是為人父母官的仁愛之心。如果對受刑的人行刑時，沒有絲毫的同情之心，還以得到案件的實情沾沾自喜、邀功請賞，這哪裏是作為父母官應有的表現呢？所以，執法者應順應天道，對民眾寬和、仁恕，不能過於苛刻。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擔任司獄官。季羔曾親自判定對一個人實施刖足之刑。後來衛國動亂，季羔逃跑，結果判處斷足之刑的人恰好負責守護城門。但是這個人並沒有藉機復仇，反而協助季羔逃脫危難。季羔將要離去時問他原因，他說：『您判定對我實施斷足的刑罰，是因為我罪有應得，您也無可奈何。當時您要用法律判罪時，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後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以減免；當我的罪行論定將要行刑時，您面帶憂愁和傷痛之情，有所不忍。您這樣做並不是對我特別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會產生哀憐之心，這就是我愛戴您的原因。』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雖然都是依法辦事、依法判刑，但是心存仁恕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苛樹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公正執法，又顯示了德行，子羔做到了。 這個故事的情節很簡單，但是義理卻非常深刻。同樣是執法人員，但因為德行修養不同，存心不同，事情的成效就不一樣。有人用殘酷的刑罰對待百姓，樹立自己的權威，且以此為榮；而有人卻心存仁愛寬恕，不僅人民對他回報的態度不同，所取得的治理效果和治理境界也不一樣。【漢書】中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國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本來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願望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驅使的，法令嚴酷時民風就呈現出哀怨。』 這個故事，對於人們理解為什麼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以及如何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具有重要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8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曾強調：『我在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這項工作要繼續堅持，去搞好完善、建設。同時在我們國家有一句話，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為什麼要強調自我境界的提升？因為法律法規、制度再健全、完備，最終還是需要人來執行。如果忽視司法人員的仁德之心、正義美德的培養和自我境界的提升，即使有好的法制也難以推行好並且達到社會大治的效果。【孟子·離婁上】中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只有具備仁德之心的人才應該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如果不仁之人處於領導的地位，就等於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民眾。 正是因為古人有『仁者愛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鮮明特徵。因此，在以禮、樂、刑、政為核心的治理體系中，領導者特別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孝經】中講：『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中也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樂、刑、政的目的都是為了和同民心而產生治道。正是因為重視禮樂教化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國文化也被譽為『禮樂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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