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所说的“君”是怎样的领导者

礼记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
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
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
礼达而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而去其诈，用人之勇而去其怒，用人之仁而去其贪。
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解析所明者，道之体也；所养者，义之汇也；所事者，德之会也。
道体，故能知民情；义汇，故能通民义，德会，故能明民利。
君不能爱死患生，必有所器，而不通达于礼，不能亲民。
虽明而不取民道，虽养而不辟民义，虽事而不见民利，则无能为之矣。
大夫而不知礼，则不能明君臣之分，不识臣为民仆之义。
故大夫不免其诈、怒、贪。
故大夫不能临患而变，而失臣道，贰其忠。
斯今之谓乎！

《礼记》"君道"义疏：论明道、养义、会德之三重统御境界

《礼记·礼运》篇所论君道，实为华夏政教文明之精髓。其"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三句，构建起"道-义-德"三重统御体系，与《大学》"明明德"之说相表里。今试为析论：

一、明道之体：君道的第一重境界在于"所明者，道之体也"。此道非抽象玄理，而是"必知其情"的实证工夫。郑玄注"明"为"照临四方"，实指君主须如《洪范》"皇极"般建立价值标准。所谓"非明人者"，正是反对法家式"以吏为师"的管控思维，而主张《中庸》"率性之谓道"的引导哲学。历史上汉文帝罢除诽谤罪，即此"道体知民情"的典范。

二、养义之汇："所养者，义之汇也"揭示君民关系的互济本质。孔颖达疏解"养"为"制取赋税"，然更深层当如《孟子》"以善养人"之意。君主通过礼制实现"义者宜也"的分配正义，如《周礼》九赋九式之制。北宋范仲淹创设义庄，即此"义汇通民义"的微观实践。所谓"非养人者"，正是警惕"惠而不知为政"的施恩陷阱。

三、会德之枢："所事者，德之会也"体现政教合一的治理智慧。贾谊《新书》解"事"为"立制度"，实则暗合《周易》"显诸仁，藏诸用"之旨。君主当如周公制礼作乐，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明儒丘濬《大学衍义补》特别强调此"德会明民利"的教化功能，反对单纯功利导向。

当代领导者鉴戒此三重境界，尤需注意：其一，"用人之知而去其诈"要在建立制度性防腐机制；其二，"礼达而分定"需转化为现代权责体系；其三，"死社稷谓之义"当升华为对宪政秩序的守护。清儒孙希旦《礼记集解》指出："三代以下，惟汉文帝稍近此道。"可见君道实践之难。

要之，《礼记》君道论实为动态平衡体系：明道而不越位，养义而不代庖，会德而不说教。在解构"君-臣-民"三元关系时，既否定法家的绝对威权，亦超越道家的无为放任，构建出"百姓则君以自治"的共生格局。此中智慧，对现代领导力建设仍具深刻启示。

《礼记》"君道"义疏：论明德之君与天下共治之理

《礼记·礼运》所载君道三要义，实为华夏政治哲学之精髓。所谓"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揭示君道本质非以智术驭下，乃以天道明德自持。郑玄注云："明谓明于天道"，此"明"非寻常聪察，实为《大学》"明明德"之谓。君者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明德自显，则百姓各得其明，此即"百姓则君以自治也"之深意。

"所养"之义，非谓聚敛以富宫室，实指《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德性涵养。孔颖达疏解"养君以自安"时指出："君能正身以率下，则民安其分"。昔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正以身示"义之汇"的君道典范。若反以厚敛养民，恰如管仲"仓廪实"之说，终陷"不足"之弊，此即贾谊《新书》所讥"末涂之养"。

至若"所事"之道，当参《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之义。君者所事在天道，非事琐务于臣下。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恰与此契。若事必躬亲，反失"德之会"的统摄之功，此即荀子"主道利周"之诫。三代圣王"垂衣裳而天下治"，正得此中三昧。

文中"用人之知而去其诈"三句，实本《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之说。王夫之《读通鉴论》阐发此理："君道在使人各效其真，而非矫其性"。所谓"去其诈"，非谓苛察臣下，乃指建立"礼达而分定"的秩序，使诈无所容。齐桓用管仲之智而制其奢，汉文纳贾谊之谋而抑其躁，皆得此道。

末段论君臣死节之别，当与《左传》"国君死社稷，正也"互参。孔疏云："变谓非常之道"，盖大夫当以宗庙存续为重。此中深意在于：君道以天下为公器，臣道以守职为本分。程颐释"圣人以天下为一家"，特别强调"非强为之，明其理而已"。今日观之，犹见其警示意义：领导者若不明"道体""义汇""德会"之旨，徒务权术管控，终将陷于"虽明而不取民道"的治理困境。

要之，《礼记》所示君道，实为德位相配的共同体治理智慧。其精髓不在控制之术，而在"明德"以启众明、"养德"以安民心、"事道"以成治功。此中深意，足为今世领导力建设之明镜。

《礼记》所言“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实为儒家领导哲学之精粹。此段文字非仅定义君主职责，更揭示了一种以道义为核心的领导伦理。今试析其要义，以明古圣先贤之于治国之道。

一、君道之本：明道、养义、事德
“所明者，道之体也”，君主治国首在明察天道人伦之本体，而非以己之明苛责臣民。此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相契，强调君主须通过体认宇宙秩序以确立人间纲常。“所养者，义之汇也”，君主受天下奉养实为道义之汇聚，而非单纯物质供给。《孟子·离娄上》言“义，人之正路也”，君主正是以自身为义之载体，使百姓各安其分。“所事者，德之会也”，君主受臣民侍奉乃因其为德行之表率，此与《大学》“明明德”之旨相通。

二、君臣分职：礼达分定之要义
“礼达而分定”乃治国枢机。君主明道故能知民情，养义故能通民义，事德故能明民利。若君主“虽明而不取民道”，则如舟失水；虽养而不辟民义，则似树断根；虽事而不见民利，犹镜蒙尘。至若大夫不知礼，则不能明君臣之分，不悟“臣为民仆”之义，终将陷于诈、怒、贪之弊，临患失节而贰其忠。此与《孝经》“在上不骄，制节谨度”之训相呼应。

三、用人之智：去诈存真之道
“用人之知而去其诈”三段，实为领导艺术之极致。智者之诈、勇者之怒、仁者之贪，皆需以礼制之。此非简单取舍，而是通过制度与教化使人尽其才而抑其弊。如《周易·乾卦》所言“各正性命”，君主之责在创设使人性向善的制度环境。

四、死社稷与死宗庙：责任伦理之别
“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此非鼓吹牺牲，而是阐明责任层级。君主之死为守土之义，大夫之死为守职之变，二者皆需建立在对礼的透彻认知基础上。今人观之，犹可见职位越高者，其责任越关乎整体存亡之理。

结语：《礼记》所建构的君主观，实为以道为体、以义为用、以德为相的有机体系。其强调“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非凭主观臆想，而是通过“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的实践智慧达成。此种领导哲学，对今世管理者仍具深刻启示：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控制他人，而在于成就他人；不在于彰显权威，而在于践行道义。斯所谓“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之深意，盖领导之极致，乃是使众人各得其所、各尽其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