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現代人關注政治，但淺薄與情緒化見解太多（2）

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王蒙說自己的『熱度』，顯然在後者。『與純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區別在於，我有文學癖好，我從來沒有追求過哪怕一星半點的「仕途」。』他說。

但如今，『想否認也不可能了，』王蒙說，『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就是生活，就是命運，就是故事。』

保護/批評

『打入另冊』，王蒙這樣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麼政治還是要有個鐵飯碗，有個吃飯的過硬傢伙。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拐點」，我寧願回歸到文學裏面討生活。』王蒙說。

1956年4月，22歲的王蒙寫了個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9月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雜誌社的工作人員騎着摩托車將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裏，這樣的稿酬在當時『也夠驚天動地了』。

但很快【文藝學習】雜誌展開對該小說的討論，王蒙在【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朋友也找來，說該文已經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並論了，要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準備。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匯報】發表了長篇文章，批評【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王蒙很快給周揚寫了封信，請求指示。主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叫了王蒙談話，說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說，不贊成將其完全否定，對於【人民日報】刊登的【香花還是毒草】，將王蒙打成『毒草』也很不滿意。『我那個小說，毛澤東前前後後講了六七次。』王蒙回憶說，『總的調子就是，一保護，二批評。』

王蒙雖然沒有當面聽到毛澤東的點評，但聽過錄音，『毛主席親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點評青年作家，『在當代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憶。

但在1957年，王蒙還是被定為『右派』，他也不知道過程和內情，『命中注定，難逃此劫。』在【中國天機】中，王蒙寫道。20年後他被平反。

王蒙也參加了當時諸多的批判會議，發過言，還寫過批評劉紹棠的文章，但未發表。

1957年7月至9月，中國作協召開黨組擴大會議，批評『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巴金、茅盾、老舍、曹禺、郭沫若、馮雪峯、許廣平都參加了。

『我永遠難忘老舍批評丁玲時的發言。』王蒙回憶。

多年後，王蒙還能模仿老舍的發言，『丁玲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動的。』

『整個運動是無法抗拒的，而且包括老舍在內，也沒有人能認清當時的運動是怎麼回事兒，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感覺。』王蒙說，『但是老舍有自己的個性和文化，他的文化表現為在於不管說什麼話，對於別人一定要說「您」，就是進行政治批判，就是扣帽子，也這麼說，讓人聽了特別哭笑不得。』

新疆/北京

『相對於其他老作家，你受過的苦不算嚴重吧？』記者問他。

『對，那當然。一切都是看比較，相對來說，我不算特別嚴重。』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一是我的工資沒有降，當時在北京我是87塊錢每個月，在年輕人裏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補貼，一下子變成124塊，開玩笑，那算不錯了。再一個，我沒有被毆打過，也沒有戴高帽子遊街，也沒進監獄。』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傳三部曲』。第一部中記錄了他到新疆的詳細過程。去新疆是他主動申請調去的，甚至『極其興奮』，並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調到了新疆文聯工作。

『老王，千裏為官只為錢啊。』一個從安徽到新疆的農民對王蒙開玩笑說。王蒙笑道，『大躍進之後，安徽的生活特別困難，他們聽說新疆好點，就跑來了。他意思說，你北京那麼遠都跑來新疆，反正就是為了錢嘛。我也沒法跟他解釋。』

通觀王蒙的作品年表，除了初到新疆時發表的散文【春到吐魯番】，直到1979年幾乎完全沒有其他作品發表。

『剛到那會兒，在【新疆文學】發表了零碎幾篇散文。後來，階級鬥爭越抓越厲害了。』王蒙回憶，在新疆時期並非一片空白，『寫是寫了，不能發表，而且我當時寫了部將近50萬字的長篇小說。』

事實上，今年夏天在北戴河，王蒙就在修改這部小說，預計明年出版。據他介紹，該書寫新疆維吾爾族的農民，伊犁的1962年邊民外逃事件，以及農村的四清運動和農民的生活。『這個長篇在「文革」當中不可能拿出去發表，「文革」以後，又覺得事過境遷了，和「撥亂反正」那個時代又有些矛盾，也不好發表。這樣一放，就30多年了。』王蒙說。

左傾/愛情

但王蒙並非只沉浸在舊時光中，他甚至願意去看看【失戀33天】【男人幫】這樣的影視劇，『各種現代建築，城市風光，汽車多了，霓虹燈也多了。另外，它們的共同點就是現在人們對愛情的態度，更務實一點，不那麼悲情了，不考慮你死我活那種勁兒了，不行就拉倒，還能怎麼辦。這也是更豁達和更健康的態度對待人生。』他說。

事實上，在自傳中，王蒙也曾寫過自己的愛情，在北京東四區委幹革命工作時認識的初戀崔瑞芳，日後成了自己的白頭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兒3月23日去世了。』王蒙沉重地說。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幹革命工作，『一個人怎麼發展，是各種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後來有很大變化，也可能最後沒變化。』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投降，大家對國民黨抱的希望特別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貪官污吏什麼的。』王蒙回憶起自己的革命出發點及與政治的結緣。

當時，王蒙從五年級直接跳過六年級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國時期中學有打壘球的傳統，三中有一個矮胖、愛笑的『體育明星』，專門打後衛的，王蒙還記得那是一個叫何平的高二學生。而王蒙自己剛參加了全市的演講比賽，是個『演講明星』。

一次在操場上碰面，何平問，『王蒙，你最近在看什麼書呢？』

王蒙說了幾本書名，但隨後他突然說，『我現在，思想左傾！』回憶起來，王蒙也覺得當時『非常奇怪』，『在國民黨時期宣稱自己思想左傾是有一定危險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黨員，『他眼睛頓時睜大，高興得不得了，讓我上他家玩去。他家裏擺都是一些蘇聯小說，左翼的這些東西，還有上海出的一些罵國民黨的書，他們家變成了我的學習室。』

王蒙回憶說，『如果我不是偶然說出思想左傾，他不會那麼快對我「下手」，也不會對我宣傳共產黨的方針理論。想起來還挺好玩的。』那一年，王蒙1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