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现代人关注政治，但浅薄与情绪化见解太多（2）

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王蒙说自己的“热度”，显然在后者。“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有文学癖好，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仕途’。”他说。

但如今，“想否认也不可能了，”王蒙说，“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

保护/批评

“打入另册”，王蒙这样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么政治还是要有个铁饭碗，有个吃饭的过硬家伙。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拐点’，我宁愿回归到文学里面讨生活。”王蒙说。

1956年4月，22岁的王蒙写了个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样的稿酬在当时“也够惊天动地了”。

但很快《文艺学习》杂志展开对该小说的讨论，王蒙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朋友也找来，说该文已经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了长篇文章，批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蒙很快给周扬写了封信，请求指示。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叫了王蒙谈话，说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说，不赞成将其完全否定，对于《人民日报》刊登的《香花还是毒草》，将王蒙打成“毒草”也很不满意。“我那个小说，毛泽东前前后后讲了六七次。”王蒙回忆说，“总的调子就是，一保护，二批评。”

王蒙虽然没有当面听到毛泽东的点评，但听过录音，“毛主席亲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点评青年作家，“在当代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忆。

但在1957年，王蒙还是被定为“右派”，他也不知道过程和内情，“命中注定，难逃此劫。”在《中国天机》中，王蒙写道。20年后他被平反。

王蒙也参加了当时诸多的批判会议，发过言，还写过批评刘绍棠的文章，但未发表。

1957年7月至9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巴金、茅盾、老舍、曹禺、郭沫若、冯雪峰、许广平都参加了。

“我永远难忘老舍批评丁玲时的发言。”王蒙回忆。

多年后，王蒙还能模仿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动的。”

“整个运动是无法抗拒的，而且包括老舍在内，也没有人能认清当时的运动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感觉。”王蒙说，“但是老舍有自己的个性和文化，他的文化表现为在于不管说什么话，对于别人一定要说‘您’，就是进行政治批判，就是扣帽子，也这么说，让人听了特别哭笑不得。”

新疆/北京

“相对于其他老作家，你受过的苦不算严重吧？”记者问他。

“对，那当然。一切都是看比较，相对来说，我不算特别严重。”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是我的工资没有降，当时在北京我是87块钱每个月，在年轻人里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补贴，一下子变成124块，开玩笑，那算不错了。再一个，我没有被殴打过，也没有戴高帽子游街，也没进监狱。”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传三部曲”。第一部中记录了他到新疆的详细过程。去新疆是他主动申请调去的，甚至“极其兴奋”，并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调到了新疆文联工作。

“老王，千里为官只为钱啊。”一个从安徽到新疆的农民对王蒙开玩笑说。王蒙笑道，“大跃进之后，安徽的生活特别困难，他们听说新疆好点，就跑来了。他意思说，你北京那么远都跑来新疆，反正就是为了钱嘛。我也没法跟他解释。”

通观王蒙的作品年表，除了初到新疆时发表的散文《春到吐鲁番》，直到1979年几乎完全没有其他作品发表。

“刚到那会儿，在《新疆文学》发表了零碎几篇散文。后来，阶级斗争越抓越厉害了。”王蒙回忆，在新疆时期并非一片空白，“写是写了，不能发表，而且我当时写了部将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

事实上，今年夏天在北戴河，王蒙就在修改这部小说，预计明年出版。据他介绍，该书写新疆维吾尔族的农民，伊犁的1962年边民外逃事件，以及农村的四清运动和农民的生活。“这个长篇在‘文革’当中不可能拿出去发表，‘文革’以后，又觉得事过境迁了，和‘拨乱反正’那个时代又有些矛盾，也不好发表。这样一放，就30多年了。”王蒙说。

左倾/爱情

但王蒙并非只沉浸在旧时光中，他甚至愿意去看看《失恋33天》《男人帮》这样的影视剧，“各种现代建筑，城市风光，汽车多了，霓虹灯也多了。另外，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现在人们对爱情的态度，更务实一点，不那么悲情了，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不行就拉倒，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更豁达和更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他说。

事实上，在自传中，王蒙也曾写过自己的爱情，在北京东四区委干革命工作时认识的初恋崔瑞芳，日后成了自己的白头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儿3月23日去世了。”王蒙沉重地说。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干革命工作，“一个人怎么发展，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后来有很大变化，也可能最后没变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大家对国民党抱的希望特别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贪官污吏什么的。”王蒙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出发点及与政治的结缘。

当时，王蒙从五年级直接跳过六年级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国时期中学有打垒球的传统，三中有一个矮胖、爱笑的“体育明星”，专门打后卫的，王蒙还记得那是一个叫何平的高二学生。而王蒙自己刚参加了全市的演讲比赛，是个“演讲明星”。

一次在操场上碰面，何平问，“王蒙，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王蒙说了几本书名，但随后他突然说，“我现在，思想左倾！”回忆起来，王蒙也觉得当时“非常奇怪”，“在国民党时期宣称自己思想左倾是有一定危险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党员，“他眼睛顿时睁大，高兴得不得了，让我上他家玩去。他家里摆都是一些苏联小说，左翼的这些东西，还有上海出的一些骂国民党的书，他们家变成了我的学习室。”

王蒙回忆说，“如果我不是偶然说出思想左倾，他不会那么快对我‘下手’，也不会对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理论。想起来还挺好玩的。”那一年，王蒙1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