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告別中國式"求人"文化?

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講的一個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員和民眾的共鳴。他說：一位司局級老領導說女兒在他極力反對下，仍入外籍並嫁給外國人，女兒勸他的一句話最終讓他接受了女兒的做法。這句話是，『爸爸，您將來再不用為您的外孫在國內上幼兒園、小學、中學求人了』。

周新生委員所說的『中國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學，大到數億元項目的審批，現實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過『求人』來解決問題。這意味着人情這種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響着資源分配、糾紛處理以及行政審批等諸多方面。

『中國式求人』在兩會上引起廣泛共鳴，不是沒有理由的。不能僅僅將其當作一種感慨，而應藉此嚴肅思考，我們何時向『中國式求人』告別？又該做些什麼，才能與其告別？

國家的現代化過程，註定要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從身份到契約過渡。這意味着社會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國式求人』這個草根話題背後，是權力影響資源配置、精簡行政審批等嚴肅的改革議題。

『中國式求人』泛濫，固然有『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也能看出行政體制改革的迫切，許多原本應靠市場機制配置的資源，卻依然由行政權力支配。這些權力『細分』到具體的官員或者工作人員身上，或者給民眾造成麻煩，或者埋下攜權謀私的隱患。

民眾找政府部門辦事，有時不留下『買路錢』就辦不順暢。即便排除以權謀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讓人受不了。有企業的代表就說，公司為開展業務，原本估計13天就能辦完手續，結果辦了13個月。這讓視時間為生命的企業，能不去『求人』嗎？

好在，正提請人大審議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對此已有所『回應』，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權讓利，市場主體才能自由地在市場中一較高下，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升全社會成員的福祉，這也就能減少『中國式求人』的尷尬。

當然，作為『求人』的一方，也未嘗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現實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尋常路』，希望通過熟人關係來佔得先機、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這複雜圖景的背後，並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認並縱容了『潛規則』。因而，在政府職能轉變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維、擁抱法治。

人人遵法，這不僅於官員適用，於公民亦然。面對着可能的刁難，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衛權利，不失為更好的選擇。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絕不是『求』來的，而是所有成員共爭共創的。只有政府和社會各安其位，權力得約束，權利有尊嚴，才有可能告別『中國式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