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起源探索中认识仰韶文化

　　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目前发现仰韶时代的遗址数以千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建立起从半坡、庙底沟到西王村类型的文化发展演变框架。

　　在中国几大古文明起源地中，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自成序列，在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仰韶文化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点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副主任戴向明看来，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指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其二，社会复杂化还体现在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上。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戴向明说，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

　　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一方面，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越来越密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看来，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迥异所在。

　　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看来，这一点在周围文化发展的比照之下尤为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认为，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重视6000年前这一坐标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圈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

　　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朱乃诚举例说，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

　　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推测，玉钺或许暗示战争或冲突的加剧，它作为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或凌家滩文化的典型器物，说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分化，或许受到东南方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92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要特别重视距今6000年这个坐标，他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正是基于半坡时期和庙底沟时期的社会形态差别，朱乃诚主张将仰韶文化中探索文明起源的年代坐标定在距今6000年，即大约是庙底沟类型的开始年代。他认为，仰韶文化发展前后约两千年之久，其中以灵宝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晚期，以及大地湾遗址第四期大型房址为代表的西王村类型晚期所表现的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呈现出社会发展处于文明前夜的壮丽景观。这与庙底沟早期以来的文化发展演变不无关系，而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发展程度则存在明显差距。

　　高层次文化遗存或成突破点

　　与全国各主要区域的文明起源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一样，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而言，未来仰韶文化研究应如何推进？

　　探索仰韶文化在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庙底沟时期至为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庙底沟类型的发现时间比半坡类型还要早，但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庙底沟文化的研究深度远远落后于半坡文化。目前，学界对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研究仍停留于浅层次上，难以全面地观察审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详情。

　　可喜的是，近年来，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西坡遗址和杨官寨遗址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并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中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朱乃诚表示，进一步揭示西坡墓地及其有关高层次的文化遗存，如中心墓葬、与中心大墓相匹配的大型房屋建筑，以及铸鼎塬区域以北阳平遗址等，应该是探索仰韶文化中文明起源的突破点之一。此外，朱乃诚指出，西王村类型阶段可能有比西坡墓地更高档次的文化遗存，探索关中东部、豫西、晋南地区西王村类型的大型聚落遗址乃至城址以及与此相匹配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将是揭示这一地区5000年文明的关键所在。（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记者 张杰 张清俐）

（来源：中国考古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31日第779期）

仰韶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历史定位与学术启示

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考古发现本身，更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关键性的历史坐标。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再到西王村类型的发展序列，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从平等社会向复杂社会演变的动态图景。

从社会复杂化理论视角观察，仰韶文化展现了三个显著的历史阶段特征：早期半坡类型呈现的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平等社会结构，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聚落组织的原生形态；中期庙底沟类型出现的社会内部分化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标志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而后期在周边文化挤压下的相对衰落，则揭示了文明演进中环境适应与文化创新的辩证关系。这种阶段性特征的变化，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原地区文明演进的独特路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距今6000年左右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考古证据显示，这一时期恰逢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阶段，社会分化迹象开始显现，大型公共建筑出现，聚落等级体系初步形成。这一时间坐标与全球多个古文明起源的关键期相吻合，暗示着某种宏观环境因素可能对早期文明发展产生了普遍性影响。张光直先生曾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在庙底沟时期的文化交流现象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从方法论层面考量，仰韶文化研究启示我们：文明起源研究必须兼顾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视角。一方面要建立精确的文化发展序列，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李伯谦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框架，在解释仰韶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时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同时，环境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仰韶文化晚期衰落的影响不容忽视，这提醒我们在文明研究中需要整合多学科证据。

仰韶文化的学术意义更在于它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庙底沟类型彩陶纹样的广泛传播，暗示着某种原始"文化认同"的形成；聚落布局中体现的社会组织原则，可能为后来的礼制起源提供了原型。苏秉琦先生将仰韶文化视为"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一论断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不断得到验证。

站在新的学术起点上，仰韶文化研究仍有许多待解之谜：社会复杂化的具体驱动机制是什么？文化衰落的内在因素与外部影响各占多大比重？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关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知，也将为全球文明比较研究提供重要的东方案例。未来研究需要在精细年代学框架下，进一步整合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多学科方法，以揭示这一重要史前文化更为完整的历史面貌。

仰韶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坐标意义与学术反思

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遗址数量之众、分布范围之广，更在于它完整呈现了史前社会从平等氏族向复杂化社会转型的关键过程。这一历时约两千年的文化序列，实为观察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机制的绝佳样本。

从半坡类型的平等氏族社会，到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分化显现，仰韶文化完整记录了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的演进轨迹。半坡遗址展现的血缘纽带社会，其聚落布局与葬制均显示出典型的平等主义特征，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描述的氏族公社高度吻合。而庙底沟时期大型房址、祭祀遗迹的出现，则标志着社会权力开始集中化，这种变化与塞维斯"酋邦理论"所描述的社会进化阶段惊人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彩陶纹饰的标准化程度及其跨区域传播范围，暗示着某种精神信仰体系的形成，这很可能是中国早期"礼制"的雏形。

考古材料显示，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期达到鼎盛后，其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类型持续发展最终孕育出马家窑文化，而中原核心区则因环境压力与保守性因素，在屈家岭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夹击下渐趋衰落。这种文化势能的转移，恰恰印证了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交互作用圈"理论——中国文明的形成并非单线进化，而是多元文化动态博弈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良渚文化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时，仰韶文化区仍保持着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差异为我们思考中国文明多元起源模式提供了关键参照。

将仰韶文化置于距今6000年这个关键时点考察，其学术意义更为凸显。这个时期全球多个地区同时出现社会复杂化迹象，被人类学家称为"第一次全球化"。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扩张，与两河流域欧贝德文化、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发展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突破的关键期。从这个角度看，仰韶文化不仅是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钥匙，更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重要案例。当前考古学亟需突破传统类型学的局限，运用科技手段深入分析仰韶文化各期的人地关系、生业模式变迁，方能更准确把握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仰韶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坐标意义刍议》

仰韶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历时两千年的发展轨迹恰如一部微缩的中国史前文明演进史。从考古学方法论视角审视，该文化所呈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实为探讨华夏文明形成机制的关键标本。

一、文化谱系与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演变
半坡类型所展现的聚落布局（如西安半坡遗址揭示的环壕聚落），其居住区与墓葬区的空间规划，确证了血缘纽带的组织原则。陶器组合中汲水器、储藏器等生活用器的标准化生产，反映了平等社会下的协作经济模式。至庙底沟时期，彩陶纹饰系统的规范化（如花瓣纹、回旋勾连纹的广泛传播）与聚落层级的分化（如灵宝西坡遗址大型房基的出现），标志着文化认同与社会分工的深化。这种"彩陶文化圈"的扩张，实为早期精神共同体形成的物质表征。

二、文明化进程的多元互动特征
庙底沟类型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化悖论"——即大型公共建筑与平民化丧葬仪轨并存的现象，暗示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相较于良渚文化的玉礼器体系或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等级制，仰韶社会中期的权力表达更倾向于集体性仪式的构建。这种差异恰印证了苏秉琦先生"满天星斗说"的精髓：文明起源路径的多样性。当屈家岭文化因素渗透中原时，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陶器形制变异（如尖底瓶的式微），正是文化碰撞的考古学表征。

三、六千年节点的文明史意义
从全球文明史视野观之，公元前4000年左右正值北半球多个文明孕育的关键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扩张（分布范围达50万平方公里），与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埃及前王朝时期形成时空呼应。其特殊意义在于：既发展了旱作农业体系（粟黍栽培），又维系着定居聚落的稳定延续，为后续龙山时代的城邑文明奠定了人口与技术基础。张光直先生所谓"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实肇始于这个阶段的文化互动。

当前考古发现揭示，仰韶文化绝非单向度的文明 precursor，而是多元文明要素的熔炉。其彩陶技术的传播、农业知识的扩散，乃至宇宙观念的传承（如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案），均在后续三代文明中留下深刻印记。重新审视这个六千年前的文明坐标，不仅关乎起源认知的修正，更对理解华夏文明"连续性"特质具有范式意义。未来的研究，或应更关注微观聚落形态比较与宏观文化网络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