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為何坑殺二十萬秦軍降卒？

其實，這些秦軍降卒，大部分也確實冤枉。

他們很多也是奴隸、罪囚出身，在驪山修築秦始皇陵墓時，被章邯集體編入秦軍序列，糊裡糊塗的就成了秦國士兵。現在戰敗投降，又遭到這樣的待遇，難免心中怨恨，牢騷滿腹，議論紛紛，很多人甚至後悔當初的投降行為，商量著鼓動將軍，發動叛亂，回歸秦國。

慢慢的，這些怨言傳到了項羽的耳朵里。項羽當即沖沖大怒。

在項羽心裡，自己能放下仇恨，收留下這些秦軍降卒，就已經是格外開恩了。他們不思報答，居然還敢有怨恨之心，妄圖叛亂，豈能饒恕？

項羽殺心大起。

當大軍走到新安這個地方，安頓下來以後，項羽找來手下心腹將領黥（qíng）布（就是英布）和蒲將軍，命他們將秦軍降卒全部斬殺，只留下章邯、司馬欣、董翳等幾個秦軍將領就行了。

黥布和蒲將軍率領楚軍精銳士卒，趁着黑夜，將二十萬秦軍降卒，全部誅殺，並就地掩埋在新安城南。

可憐的秦軍降卒，就這樣因為幾句牢騷，全體死於非命。

項羽的殘暴，傳遍各諸侯國。

當然，也不能將這件事的罪責全部怪罪到項羽頭上，畢竟，這是一次各諸侯國將領和士兵的集體發泄行為。至於那些死者是否冤枉，就不是他們考慮的事情了。

不過不管怎麼說，項羽作為三軍主帥，負有主要罪責，如果他不點頭，別人不敢，也不可能如此作為。

然而，這裡有一點奇怪的是，秦軍原來的主將章邯，現任主將司馬欣等人，在這件事情發生的過程中，集體失聲，不但沒有組織反抗，甚至連阻止，或者替士兵求饒之類的舉動，都一點沒有，似乎完全不知情一樣。

是害怕牽連自己，只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榮華富貴就行，還是被楚軍的兇悍嚇住，不敢出聲？不得而知。

總之，事情發生後，連各諸侯國將領、士兵，帶秦軍降將，都毫無反應，似乎這件事本來就應該如此一樣。只是可憐了那二十萬秦軍降卒。

殺完秦軍降卒之後，項羽率領剩餘的四十萬盟軍人馬，繼續殺向咸陽。

項羽確實是殺向咸陽的，因為一路上經過的州城府縣，幾乎全都是強硬的殺過去的，殺的是人頭滾滾，血流漂櫓。

然而此時，項羽的目標對手，那位元秦國的皇帝，秦二世，卻已經窩窩囊囊的死了。不是死於諸侯國的軍隊，而是死於自己的寵臣趙高手中。

秦二世確實不是明君，可是再糊塗，當章邯率領二十萬秦軍士兵投降項羽的消息傳到咸陽，也嚇了一大跳，找來趙高，大發脾氣。因為趙高為了哄騙二世，一直告訴二世，外面只不過是一群不成氣候的盜賊而已，無需介意。現在猛然聽到真實的情況，怎麼可能不大吃一驚、氣急敗壞。

趙高見事情敗露，也開始準備最後動手，殺死二世，自己好徹底掌握秦國的所有權利。

趙高找來自己的弟弟趙成和女婿——咸陽令閻樂，一起商議行動方案。

一切安排妥當之後，身為郎中令的趙成在皇宮中作為內應，閻樂則率領親信千餘人，以追捕盜賊的名義，殺入皇宮之中。

皇宮守門衛士莫名其妙，被閻樂率領手下殺入進來。閻樂等人是逢人就殺，一時間，皇宮之中，血肉橫飛。這些人一直殺到秦二世胡亥面前。

此時的胡亥，已經被嚇得是目瞪口呆，完全反應不過來。

一直看到趙成和閻樂手裡拿着滴著鮮血的寶劍逼近面前，胡亥才明白過來，驚慌失措的大喊救駕。可是，此時，忠於大秦的臣子早就被趙高剷除乾淨，宮中的衛士，也被閻樂等人殺得死走逃亡，又怎麼可能還有人前來救駕呢？

胡亥喊了半天，只有一個宦者站在二世身邊。

閻樂歷數秦二世的罪狀後，讓胡亥自殺。胡亥當然不想死，哀求閻樂，希望能見見趙高，被閻樂毫不猶豫的拒絕了。

二世還想乞求活命，哪怕是做個普通百姓都行。可是，事到如今，趙高等人怎麼可能饒了胡亥的性命？在閻樂的逼迫下，胡亥舉劍自殺。

這個時間，是公元前207年9月。此時的胡亥，年僅24歲，做皇帝不過三年時間。

按說趙高殺了秦二世，應該自己坐到皇帝的寶座上。不過趙高也明白，自己雖然大權獨攬，但是畢竟所作所為，不得民心，自己即使坐上去，也坐不住。所以，趙高從秦國王室所剩無幾的成員中，選出一個名叫子嬰的年輕人，將他推上秦國皇帝的寶座，做個傀儡，自己則繼續做自己這個站着的皇帝。

【新安之殤：項羽坑殺秦卒的歷史邏輯與道德困境】

項羽坑殺二十萬秦軍降卒一事，實為中國戰爭史上最為慘烈的道德困境。此事發生於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當從軍事倫理、政治博弈與社會心理三重維度解讀。

一、軍事現實主義的必然選擇
章邯所部秦軍多為驪山刑徒，其組織結構具有先天缺陷。降卒「悔降謀叛」之議，在軍事統御角度實為致命隱患。【孫子兵法·九地篇】云：「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面對的正是「反覆之徒」這類特殊戰俘群體。楚軍總兵力四十萬，降卒達二十萬之眾，此消彼長的兵力對比，使項羽不得不採取「斷尾求生」之策。戰國時期白起坑趙卒四十萬、秦將王翦滅楚時「盡坑其卒」等先例，皆為殘酷的戰爭慣例。

二、政治報復的歷史延續
項羽此舉蘊含着深刻的復仇邏輯。其叔父項梁死於章邯之手，楚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集體記憶，使秦卒成為仇恨的具象載體。司馬遷【項羽本紀】記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這種長期積累的族群對立，在權力真空期必然爆發。章邯等將領的沉默，恰說明秦軍高層早已預見此結局——他們以降將身份得以保全，實為項羽分化策略的受益者。

三、道德困境的時代局限
項羽的決策暴露了先秦戰爭倫理的內在矛盾。【司馬法】雖倡「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但實戰中「殄癉」思想（徹底消滅威脅）往往占據上風。值得深思的是，同時期劉邦西進時對秦人採取懷柔政策，這種差異恰為楚漢成敗埋下伏筆。項羽在新安的暴行，不僅喪失關中民心，更使「仁義」話語權轉移劉邦，為後者「約法三章」的政治表演鋪墊。

歷史的弔詭在於，當項羽在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時，其暴力邏輯已形成路徑依賴。這種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終使其重蹈秦政覆轍。班固在【漢書】中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新安之殤正是這種性格缺陷的集中體現。究其本質，二十萬亡魂實為制度暴力與個人暴戾雙重作用的犧牲品，這種悲劇在中國歷史上的不斷重演，值得後世永為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