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西方固有模式·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研究

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進行發掘，揭開了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序幕。這次發掘使得中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們認識到，中國也存在新石器時代文化。而在此前，很多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文化甚至是人種都是西方傳播過來的。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無可辯駁地粉碎了這樣的論調。從此，中國有了第一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1930年，李濟和梁思永等學者又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了一個以磨光黑陶為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個遺址的文化與以紅陶、彩陶為主要特徵的仰韶文化不同，被命名為“龍山文化”。後來考古發掘證明龍山文化晚於仰韶文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考古學更是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中原地區發現了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過渡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區也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如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文化。這些發現證明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是遍地開花的。但是，由於這些新石器時代文化已經是比較成熟和發達的新石器文化，人們不禁要問，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或者說中國新舊石器時代過渡文化在哪裏？這一問題的答案，1960-1970年代在華南地區發掘的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廣西桂林甑皮岩兩個洞穴遺址為考古學界提供了一絲線索。

　　既然中國近代考古學是從西方引進，中國考古學界所使用的史前、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概念毫無疑問也是從西方引入。同樣，在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的研究上，我們也沒有現成的框架或者概念系統，從一開始也是套用西方現有的模式。這套模式主要來自兩個區域的史前考古學研究成果。一個是西亞地區，另一個是歐洲。西亞地區在地質學上的更新世對應的是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進入全新世（12000/10000BP，BP指距今）以後，該地區出現了定居的村落、有了農業和馴化的家畜，但是陶器要在距今8000年前後才出現。因此，考古學家把西亞地區出現農業村落但未見陶器的階段稱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把出現陶器的農業階段稱為“有陶新石器時代”。歐洲的更新世也對應舊石器時代，但是進入全新世以後並未馬上出現農業，基本仍在延續舊石器時代打制石器（特別是幾何形的細石器）和狩獵採集的生計方式。後來隨着西亞地區的農業傳播，歐洲才逐漸出現農業，進入新石器時代。因此，歐洲考古學家把歐洲進入全新世但未出現農業的時期稱為“中石器時代”。由於歐洲各地出現農業的時間不同，所以歐洲各地中石器時代的結束年代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東南歐要早於中歐，中歐又早於西北歐。西方這套的新舊石器過渡模式長期禁錮了中國考古學家的思考框架。這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認為舊石器文化因素（如打制石器）嚴格對應更新世，中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文化因素（如陶器、磨製石器和農業等）嚴格對應全新世。二者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關係。換言之，陶器、磨製石器的年代絕對不能早於距今12000/10000年。第二，如果某遺址或遺存出現了磨製石器但是不見陶器，其年代一定早於既有磨製石器又有陶器的遺址或遺存，前者被一些學者稱為“中石器時代”或“前陶新石器時代”，後者則被稱為“有陶新石器時代”。

　　在上述模式的影響下，1960-1990年間，基本上所有的出土了磨製石器或陶器的洞穴貝丘遺存，如當時經正式發掘的仙人洞、甑皮岩、廣西柳州白蓮洞、鯉魚嘴、廣東陽春獨石仔、廣東封開黃岩洞等遺址，都被認為是全新世即距今約12000/10000年以來的遺存。雖然，當時的獨石仔遺址出土的螺殼經碳十四測年結果是14900BP，但是測年專家經過測試發現，華南石灰岩地區的水生螺殼標本由於受到“老碳”影響會偏老1000-2000年。不少研究者便據此論斷：“扣除偏老值1000-2000年”，這些遺存的年代仍然落在12000/10000BP以內。實際上，像14900BP這樣的數值減去1000-2000年，結果應該落在13000-14000BP。但是由於上述模式的強烈影響，當時學界堅定地認為這些遺存的年代在全新世以後，因此，常常在這種年代數據加減運算上採取“模糊處理”的方式。與此同時，有的學者還對這批遺存展開分期研究，認為不含陶器的遺存（如獨石仔、白蓮洞）早於含陶器者（如仙人洞和甑皮岩），前者被稱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或“中石器時代”，後者被稱為“有陶新石器時代”。總而言之，學界是把以上遺存限定在全新世以來的背景中討論的。

　　1990年以來，由於加速器質譜（AMS）測年方法的運用，測年標本不再局限於大量存在的螺殼、骨骼和極少見的大塊木炭，炭屑、果核等含碳量很少的標本也能被測定了。隨着一批炭屑、燒骨等碳14年代數據的公佈，白蓮洞和獨石仔遺址的年代被提到17000BP、甚至是20000BP。學界逐漸認識到這批含磨製石器的遺存是可以早於全新世、進入更新世的。換言之，磨製石器不是全新世的專屬，更新世末期已經出現了零星的磨製石器；舊石器轉變為新石器是一個漸變而非突變的過程。雖然學界接受磨製石器的年代可以早到更新世，但是西方“中石器/前陶新石器—有陶新石器”的模式仍然在影響中國的考古學界，所不同的是，此時中國考古學界所使用的“前陶新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的概念不再和西方一樣限定在全新世以後，而是把它們置於更新世來討論。這個模式的影響表現在，中國不少學者堅持認為沒有陶器的遺存總體上還是要早於有陶器的遺存。因此，在90年代末期，當廟岩、玉蟾岩等遺址發現了15000BP以前的陶器時，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接受這樣的年代。因為一旦如此，就相當於接受只含磨製石器的遺存和既有陶器又有磨製石器的遺存兩者的年代基本是並列的，與西方現有的模式不符；此外陶器早於全新世更是西方的模式無法解釋的。因此，在2000年以後甑皮岩遺址再次發掘，經過一系列的測年方法測定該遺址最早的陶器年代為12000BP。發掘者似乎不太注意廟岩和玉蟾岩遺址曾經發現過15000BP的陶器，而是直接稱甑皮岩遺址所發現的陶器為“中國最原始的陶器”。換言之，這是他們能夠接受的最早的陶器年代，因為這個年代恰好在全新世以後，沒有進入更新世，也就沒有進入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從西方的模式來看，舊石器時代出現陶器是很難理解的。殊不知，陶器對應全新世和新石器時代，只不過是從西方考古材料中總結出來的一個現象，並不是普世適用的規律。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發展規律。實際上，並非只有中國的華南地區，俄羅斯和日本也發現早於全新世的陶器。

　　2012年，經過更加精細的測年工作，仙人洞和玉蟾岩遺址出土最早陶器的年代分別被確定為20000BP和18000BP。學界此時才認識到，90年代所測定的廟岩和玉蟾岩遺址陶器的年代並非孤例和不能接受；陶器的年代也可以早到距今20000BP，和磨製石器出現的年代大致同時。2016年以後，我們還進一步發現一個有規律的現象，在上述20000-10000BP洞穴貝丘遺址中，含陶器和磨製石器的遺址（如仙人洞、玉蟾岩、廟岩和後來發現的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基本分佈在華南地區北部，只含磨製石器不含陶器的遺址（如白蓮洞、獨石仔和黃岩洞等），則分佈在華南地區最南部。換言之，在中國華南地區20000-10000BP的新舊石器過渡遺存中，陶器的有無，是空間的區別，而不是西方那種時間早晚的區別。此時，西方關於新舊石器過渡模式在中國才全面瓦解。

　　總而言之，中國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歷程，可以說是一步一步跳出西方固有模式，轉向從中國自身材料出發、實事求是得出結論的過程。

　　（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研究”（17CKG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責編：韓翰

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研究的範式突破與理論重構

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階段的文化研究，實為探討中華文明本土起源的關鍵性學術命題。本文擬從學術史視角，系統梳理相關研究範式的演進歷程，並對既有理論框架進行批判性反思。

一、西方考古學範式的局限性
西亞"前陶新石器"模式與歐洲中石器時代理論，本質上是對特定地域文化演進軌跡的經驗總結。西亞模式強調農業革命與陶器發明的時序差異，歐洲範式則突出後冰期環境適應策略的多樣性。這兩種模式在華南考古實踐中均顯現出明顯的不適應性：首先，華南地區距今20000-10000年間出現的磨製石器與陶器共生的文化現象，完全打破了西亞"無陶新石器"的理論預設；其次，洞穴遺址顯示的廣譜性採集經濟，亦不同於歐洲中石器時代的專業化狩獵模式。

二、華南考古材料的獨特性
仙人洞與甑皮岩遺址的發掘成果具有革命性意義：
1. 年代學突破：陶器出現年代上溯至距今20000年，刷新全球早期陶器記錄
2. 技術複合性：打制石器與磨製石器長期共存，形成獨特的"雙軌制"技術體系
3. 生計模式：水生資源開發佔據重要地位，形成"漁獵-採集"複合經濟
這些特徵構成了迥異於西方模式的"華南路徑"，暗示着全新的人類文化適應策略。

三、理論重構的學術路徑
建議從三個維度構建新的解釋框架：
1. 生態位構建理論：嶺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與亞熱帶氣候，塑造了獨特的文化適應方式
2. 技術體系論：突破"舊-新"二分的線性進化觀，建立技術要素的"網狀演化"模型
3. 文化生態區系：將華南視為獨立的文化演化單元，建立區域性的分期標尺

四、方法論反思
當前研究亟需：
1. 加強微痕分析與殘留物檢測等科技考古手段的應用
2. 建立更精確的年代序列，特別注意鈣板測年的系統誤差
3. 開展跨區域的比較研究，避免陷入"地方主義"窠臼

結語：
華南新舊石器過渡研究正處於範式轉換的關鍵期。我們應當超越"中西比較"的二元對立思維，在充分尊重材料特殊性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前考古學理論體系。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路徑，也將為全球史前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全文798字）

華南地區新舊石器過渡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中國考古學自安特生開啟仰韶文化研究以來，已走過百年曆程。關於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這一重大課題，確實需要突破西方理論框架的束縛，建立符合中國考古實際的理論體系。

從華南地區考古發現來看，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演進模式。仙人洞遺址距今約2萬年，出土了早期陶器與磨製石器，卻未出現農業跡象；甑皮岩遺址則顯示陶器使用早於農業約2000年。這種"陶器先行"的發展軌跡，與西亞"前陶新石器時代"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西方考古學範式存在三個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將陶器與農業捆綁作為新石器時代標誌；其二，強調單線進化模式；其三，忽視不同生態環境下的文化多樣性。華南洞穴遺址的發現證明，長江流域可能存在"採集-制陶-農耕"的獨特發展路徑。

建議構建中國特色的過渡期理論框架：首先，確立"陶器革命"的獨立意義，將制陶技術突破作為重要分期節點；其次，建立"廣譜適應"概念，重視採集經濟的持續發展；最後，提出"區域異步演進"理論，承認不同流域存在差異化發展節奏。

華南地區的研究啟示我們：中國史前文化演進具有"多元共生"的特徵，不宜簡單套用近東或歐洲模式。未來研究應當立足本土材料，建立符合東亞生態與文化傳統的解釋體系，這既是對世界考古學的貢獻，也是文化自信的學術體現。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