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奇妙之处？

仓颉，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据说仓颉是黄帝时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城西北35华里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和造书台，史学家认为仓颉生于斯，葬于斯。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绍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著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 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真相：“仓颉造字”的真实性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

仓颉造字的文化意蕴与汉字起源的多元性

仓颉作为传说中的"造字圣人"，其形象实则是华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之，文字的产生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符中，已可见汉字雏形，这些刻符经历漫长演变，至商代甲骨文已形成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

从文字学角度分析，甲骨文中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法则已基本完备，这种系统性绝非个人所能独创。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解蔽》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颡独传者，一也"，恰恰揭示了文字创造本是群体行为，仓颉可能只是整理者代表。战国文献将文字创造归功于仓颉，反映了古人"圣人创制"的思维模式，这种托古圣贤以尊制度的做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

汉代纬书对仓颉的神化，如"四目"异相、"河图受书"等记载，实为文字崇拜的体现。许慎《说文解字序》描述的"依类象形"造字法，则揭示了汉字源于对自然物象的摹写。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智慧，展现了华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宇宙观。

从文化史角度看，仓颉传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字创造在中华文明中的神圣地位。《淮南子》"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暗示文字诞生带来的知识革命既令人欣喜又令人敬畏。这种对文字的崇拜心理，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使"敬惜字纸"成为传统美德。

当代学者认为，仓颉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某些真实要素：文字需要专门人员整理；文字创造具有神圣性；文字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南乐仓颉陵等遗迹的存在，则体现了后世对文化始祖的纪念。这些文化记忆的传承，正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生动体现。

仓颉造字的文化意蕴与历史真相

仓颉作为汉字创造的神话象征，其传说蕴含着中华文明对文字起源的深刻理解。从学术角度考察，仓颉造字说实为集体智慧的符号化呈现，反映了先民对文字神圣性的崇拜。战国文献始见仓颉记载，至汉代逐渐神化为"四目"异相，这一演变过程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考古发现表明，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距今八千年的贾湖刻符、五千年前的大汶口陶文，直至商代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构成了文字发展的完整链条。甲骨文中已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证明汉字绝非一人一时之作。仓颉传说将文字创造归功于某个特定人物，实则是古人"圣人创制"思维模式的体现，与"伏羲制卦""神农尝草"等传说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称"好书者众矣，而仓颡独传者，壹也"，暗示仓颉可能是文字系统的整理者。这种解释较为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古代巫史阶层垄断知识，史官对文字的规范化确实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将文字创造附会于黄帝史官，既彰显文字的神圣性，又符合"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汉代纬书将仓颉神化为观奎星、察鸟迹而创字，更是强化了"文字通天"的意识形态功能。

"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深刻揭示了古人对文字威力的认知。文字既能使文明飞跃，也可能泄露天机，这种矛盾心理在世界各古文明中均有体现。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仓颉神话的演变过程，正是华夏文明自我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价值不在于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展现了先民对文化创造的敬畏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