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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之辨] 你被史书骗惨了·他是帝王中被黑得最虐心的人,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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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君 發表於 2018-3-7 0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谁是被黑的最惨的帝王

文丨辅仁君

有人说,现代社会,媒体才是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如果这话有道理,那么,在古代,同样,谁掌握了舆论权柄,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我在中学时候就听说过他的令人『羡慕』的劣迹:"大冣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商纣王。在当时看到这么一段描述之后,对纣王的第一印象就是喜欢喝酒吃肉,并且有集体裸奔的嗜好。

也许是阅历不够(^_^),无法理解这种嗜好有多刺激。把一块一块的肉悬挂成林,盖一处处池子,注入美酒,男女一丝不挂在肉林之间奔跑嬉戏,渴了就喝池子里的酒,饿了抓住身边的肉啃几口,日复一日,长乐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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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教导下,商纣王被当做帝王中最为腐败的典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先前固化的历史人物评价渐渐开始有所怀疑。因为我曾经试过,连续一星期每天大鱼大肉,吃得令人恶心,实在不是什么很刺激很快乐的事。而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为了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习惯性要对末代君主进行艺术性加工,把各种违背天道,扭曲人性的东西往失败者身上堆积,以便让后人认为,我们取得统治权,乃是替天行道,为民做主。被这样整黑的帝王还不少,始皇帝、隋炀帝也有不少人为期翻案。

长话短说,今天要说的这个帝王,商纣王,根据历史常识,商朝天子并不能称作王,而是比王更高的『帝』,所以商纣王在当时的时代,正确的称呼是『帝辛』,周朝给了一个不好的谥号『纣』。夏朝也不称王,而是称作『后』,后羿的后。据〖史记〗记载,到了周朝,天子取消帝号,自降品级,把自己降格为王。

那么,在殷商时代,除了天子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并不像周朝那样,核心地带都是自家亲戚和嫡系亲信掌控。殷商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一直就很乱,政治不稳定,除了京畿之地,地方诸侯经常叛乱,到了帝辛他爷爷和父亲时代,商朝趋于稳定,并对四夷狄开始征伐,以开疆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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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时代的商朝有多大,〖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帶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这里可能有些夸张了,不过,从历史语境中分析,帝辛时期中国是一统天下的。帝辛为了开疆扩土发兵攻打东夷以及东南地区的淮夷等,中国控制领域空前膨胀。从这个意义上,帝辛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不过时运不济,商朝的统治基础依然不稳定,诸侯做大,时不时还要想要趁机捞一把。尤其是被分封到西部的周国,兼并西北西南的商朝以外的土地(后来秦国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内部进行政治整顿,实力空前强大,帝辛不是没有察觉,而且还囚禁周国君主,但最后还是放虎归山,以至于在帝辛征伐东夷、首都空虚的情况下,被周国军队捅了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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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政治大喇叭

周国为了『吊民伐罪』,肯定要发布檄文,把帝辛的人品和政治作风数落一遍,以振奋军队的士气。因此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积极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在黎地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随后拘禁了周侯昌于羑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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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以及要取代商朝中央的野心,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周朝取代商朝,对言论的威力记忆犹新,以及认识到取得民心的重要性,因此在开国之后,便吸取教训,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萧蔷之内的谍战兄弟

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仅仅凭外人抹黑,他并不会被黑成煤球,而能让『黑脸』通透入骨髓,自己人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

关于这一点,笔者向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皇帝齐刷刷被黑得深入人心的一个朝代,明朝。我们印象中明朝皇帝清一色全是昏君。一群『昏君』竟然让大明朝成为最富裕的东方超级大国,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经过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明代前期政治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很多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后期更是进一步出现了制约皇权的各种叠加在一起的制度。皇帝成了摆设,士大夫为了青史留名,个个巧舌如簧,逮住一点小事就要把皇帝骂成万恶之源,甚至无中生有,来『警示』圣上。后来的满清所谓的史家,当然不敢说明朝的好,为了突出满清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明朝士大夫的『激情』语言就很有利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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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商朝,黑帝辛的第二主力便是自己人,说白了就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也即是掌管神权的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教皇与神父之类,商朝想要挑战神权,神棍们自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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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争夺权力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不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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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各种罪状,不一而足。

后世文人的笔杆子

抹黑帝辛的第四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和其后人。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实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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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至此,帝辛已不再是帝王,而是任人化妆的小姑娘,每个人都要来画上几笔,以让小姑娘看起来更丑。

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也就是说,帝辛虽然不是善类,但也没有恶到如此地步吧。看来想做君子还真要不断修身,不然的话,一旦犯了错行了恶,或者成为政治失败者,所有的恶行都会加在你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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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要让人们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帝辛的灭亡是其罪有应得。

结语:正视历史,以正人心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殷商亡于帝辛这段历史时,顾炎武分析了殷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而帝辛正好成了商朝命运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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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朝取代商朝,实行了仁政,作为一个胜利者,继承了夏商文明发展之成就,奠定了中国文明之基础,为万世之典范,也算是实至名归。

然而,时至今日,成王败寇的思想不断地变异扭曲,还深入人心。铁木真被当成了杀人英雄,希特勒被当做膜拜对象,百姓去读历史,常常不经意就欣然接受『谁的胜利的屠刀更锋利,谁就是正义』这样一种扭曲的历史观。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为了正衣冠,而是为了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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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匡 發表於 2025-5-22 21:12 | 顯示全部樓層
帝辛形象嬗变考:论历史书写中的权力话语与道德重构

关于帝辛(后世所称"商纣王")的历史评价问题,实为三代史研究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案例。历代史家对帝辛的负面书写,确实存在明显的"层累构造"特征,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史学传统中"正统论"与"革命论"的深刻张力。

从文献生成时序考察,现存关于帝辛的负面记载呈现出明显的"后出转精"特点。甲骨文中未见相关记载,《尚书·商书》诸篇虽言其失德,但尚未有"酒池肉林"等极端描述。至战国《韩非子》《吕氏春秋》始见细节渲染,西汉《史记》集其大成,形成完整叙事体系。这种历时性演变恰印证了顾颉刚先生"古史层累说"的卓见——历史人物的形象往往随时代推移而不断丰富(或扭曲)。

从权力话语角度审视,周人对帝辛的负面书写实为"革命合法性建构"的必要环节。考诸《逸周书·克殷解》,可见周初文献尚保持相对克制,而随着周王朝统治需要强化,尤其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改革背景下,通过塑造"暴虐无道"的前朝形象来论证"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成为必然选择。这种"污名化"策略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屡见不鲜,然帝辛案例确属其中最为典型者。

从考古证据观之,殷墟发掘显示商末社会确有酗酒之风,但将之完全归咎于帝辛个人,实有"以偏概全"之嫌。商代青铜器大量为酒器,反映的是整个贵族阶层的文化习尚。甲骨文所见帝辛时期征伐人方的记载,反而显示其颇具军事才能。现代学者通过对殷墟卜辞的重新解读,已部分还原出帝辛开疆拓土、改革旧制的历史实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谥法制度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纣"作为恶谥,其本义为"残义损善",这种道德评判通过命名本身实现了对历史人物的定性。周人创造的这套谥法体系,本质是建立道德史观的话语装置,使历史评价成为现实政治的延伸。

在当下重审帝辛形象,并非要为古人翻案,而是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反思历史书写中权力与真相的复杂关系。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人发生关系。"帝辛形象的嬗变过程,恰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叙述建构机制的绝佳样本。在史料批判时,当秉持"多闻阙疑"的态度,既不过度怀疑,也不盲目信从,方是治史之正道。
沙坡 發表於 2025-5-24 07:4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帝辛形象之历史建构与解构

关于帝辛(后世称"纣王")的历史评价问题,实为三代史研究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案例。历代史家对帝辛的书写,确实呈现出明显的"污名化"倾向,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建构逻辑。

从文献学角度考察,现存关于帝辛的负面记载,主要见于《尚书》《史记》等周代及后世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殷墟甲骨文中未见此类记载,而甲骨文作为同时代的一手史料,其可信度远高于后世追记。周人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必然需要通过建构前朝暴政形象来确立自身合法性,此乃典型的"革命叙事"需要。《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列举帝辛六大罪状,细究之,多为政治宣传用语,如"牝鸡司晨"实反映商代妇女地位较高,与周人性别观念相左而已。

考古发现显示,帝辛时期商王朝国力强盛,其征伐东夷的军事行动拓展了商文化影响范围。殷墟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与大型建筑基址,证明当时手工业与工程技术达到相当高度,这与传统史书中"酒池肉林"的荒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弟子子贡早就有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此语道破了历史书写中"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普遍规律。

从谥法制度看,"纣"作为恶谥,意为"残义损善",这一定性显然出自周人立场。商代本无谥法,称"帝"不称"王",周人降格称"王"的同时将前朝君主也改称为"王",实为政治话语权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尚保留一些对帝辛才能的客观评价,言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这与后世妖魔化形象形成有趣反差。

历史评价的演变往往反映当代价值取向。明清以来,李贽、崔述等学者已开始质疑传统史观;近代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考证商史,开创了帝辛研究的新范式;顾颉刚更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揭示出帝辛形象如何被后世不断添加负面元素。这种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正是权力与话语交织作用的结果。

当代史学应当超越简单的翻案思维,既不轻信周人宣传,也不宜将帝辛理想化。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放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区分事实记述与价值判断。帝辛统治的成败得失,终究要通过考古发现与严谨的文献批判来逐步还原。在这个意义上,对帝辛形象的重新审视,不仅关乎对个别人物的评价,更是我们反思历史书写本质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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